唐荣尧的写作包括写青海的《青海之书》,写青海湖的《一滴圣蓝青海湖》,写黄河的《大河远上》,写贺兰山的《贺兰山——一部立着的史诗》,都视野宏大、结构讲究、语言灵动,预定的目标明确。

　　认真的读者对现阶段的人文阅读,恐怕都有雷同的感觉。这种大面积同质化选题、同质化价值诉求,已经威胁到人文的传布和接受。人们因而觉得大同小异、不过如此,而对人文价值本身厌倦,甚至排斥。而唐荣尧的写作,不但反复求助于田野调查,而且还自觉地给自己压担子。有了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他自己的局限也就自然得到了更新和补充;有了自觉的责任意识,被打开的个人眼界,必然有了更加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明确的文化价值取向。在这个前提下,面对一个自然景点或历史遗迹,便不再是游客一惊一乍的感喟和嘻嘻哈哈“到此一游”的感官满足,而是焕发了景点和历史遗迹应有的厚重感,建立了一种积极的文化秩序。所以,虽然他的书大体属于历史范畴,但因为人文诉求有别,历史论述或写作也就面目不同。不但与自己的前一部不同,也与别人的相关著述不同,很好地克服了写作的同质化问题。

　　面对普遍的“室内游戏”式想象和写作风气,唐荣尧信奉脚板的实证主义作风与不断把对象陌生化的实践,扩展了主体性经验。他写作的启示也在完善主体性世界上。他写《西夏王朝》时,面对的是西夏近200年历史、经济、文化、政治、教育和艺术兴衰的轨迹,他的主体性也就成了西夏这个主体的体验者、承受者和铭记者。他写《贺兰山》时,贺兰山的历史、地理、人文,便成了他既有主体性经验和知识的镜子。只有打破自我认知局限,才能理想地进入到贺兰山的文化实质层面。这时,他的主体性完成得怎样的问题,便取决于贺兰山这座山的主体性。同样,他写《大河远上》时,读者阅读的不再是唐荣尧的自我世界,而是黄河子语——海、湖、渠、淖、泊、湾及其话语方式和人文习惯,也才会联想到为什么只有花儿、秦腔、信天游、黄河号子、唢呐、大秧歌等,才是黄河的声音。

　　相比之下,不同题材一个嘴脸,不同历史渊源一个价值趣味的论述或写作,之所以看得多了必然会产生味同嚼蜡的感觉,是因为写作者是以同一个主体性尺度来丈量的。在那个世界里,主体性非但没有保持足够的沉默,反而一定程度上还变成了某种代言者,严重压抑了对象世界的多声部。这不是对传统精华的发掘,而是对传统精华的删减,张扬了局限的个体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