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6年,方克立先生启动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研究项目。方克立先生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西化派、新儒家思潮看作是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三大思潮的一部分。方先生尤其强调要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得失。通过编学案、研究资料和人物研究,课题组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同时也使梁漱溟、熊十力、钱穆,特别是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复观的作品逐渐为人所知。就我个人而言,我当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哲学系,这些作品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于中国哲学的认识,也使我对儒家思想产生了兴趣。

　　方先生当时组织了全国范围内的许多学者参与研究,在一段时间之后,此课题组中学者也产生了分化,其中的一部分学者逐渐开始同情新儒家。据说有一位学者后来专赴香港,向牟宗三先生磕头拜师,算是正式登堂入室。这意味着有一些学者的角色也产生了转变,由研究者转变为“信徒”。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化程度的增加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一方面,经济的增长,激发了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另一方面,学术规范的转变也刺激了国学热的兴起。这两方面都促进了新儒学在更大的范围内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经过长达百年的被否定的命运,儒家开始了“一阳来复”的新局面,儒学的因素又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例如北京大学的“儒行社”。所谓“儒行”,出自《礼记》里的一篇,其实可以看作是当时儒家的行为规范,在北大有很大的影响力,这说明儒家思想在高校的影响力。

　　二 

　　现在我们回到正题,“新儒家”这个名字,顾名思义,在于“新”,所要突出的是这种思潮与历史上的儒家思想的新发展。新儒家的最早出现应该是在1924年前后,冯友兰先生用Neo-Confucianism“新儒家”这个词来概括宋明理学,以强调其与先秦儒学的不同。宋明时期的儒家思想和孔孟的儒家思想,无论是在论题,还是论述的核心概念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大家常将宋明时期的儒学看作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先秦儒学主要讨论的是诸如仁政、仁义、礼之类的问题,到了宋明以后,核心的概念变成了“天理”“人欲”“致良知”。不过我们今天来谈“新儒学”或“新儒家”,并不是要跟大家谈论程朱、陆王的思想,而是要讨论近代出现的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展开其文化追求的一种思潮,与推进这样的思潮的一个群体。为了与宋明时期的儒学相区别,所以我们有时也称之为“现代新儒学”。

　　以往我们思考现代新儒学思潮,认为这个思潮起源于对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的一种回应。以陈独秀和胡适、鲁迅为代表的知识群体,认为中国需要一种观念上的革新。他们将近代以来中国的失败归咎于儒家传统对于专制权力的支持和个性独立的压制,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要摆脱落后,达成富强,就必须彻底否定儒家伦理价值。新文化运动对儒家的否定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打倒孔家店”,经此运动,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形成了一个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结论:儒家死了。这种说法经由鲁迅、巴金等小说,传播既深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