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中美双方为避免战争，缓和远东紧张局势，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开始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在谈判初期为推动两国实现和平共处与解决台湾问题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但由于美国政府在实质问题上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中国政府对通过秘密谈判缓和中美关系不再抱有希望。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后，中国改变谈判方针，确定“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原则，即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谈不上。［1］由于中美双方在最主要的问题——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存在严重分歧，至1969年初尼克松上任前，尽管举行了134次大使级会谈，但唯一的成果仅限于1955年9月10日达成的关于遣返平民的协议，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中美大使级会谈是“聋子的对话”。［2］尼克松上台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共同应对苏联使中美双方有了缓和关系的现实需求。因此，在最后两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双方在台湾问题上都表现了不同程度的灵活性，并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对中美关系的解冻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关于台湾问题的交涉　

　　1969年3月，中苏边界冲突爆发，加快了中美接近的步伐。9月9日下午，尼克松和基辛格在白宫召见回华盛顿述职的美国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斯托赛尔，商讨与中国的接触问题。尼克松要求斯托赛尔回到华沙后找个适当的机会告诉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代办：他非常有兴趣与中国进行具体磋商。［3］　

　　斯托赛尔回到华沙后苦等两个多月，终于在1969年12月3日晚碰到了与中方外交人员接触的机会，于是发生了在华沙科学文化宫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表演会结束后，斯托赛尔和会谈事务秘书西蒙斯追逐中国驻波兰使馆二等秘书李举卿和翻译景志成，错把李举卿当成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代办雷阳的事件。［4］随后，在两国领导人的直接指示下，斯托赛尔和雷阳分别于1969年12月11日与1970年1月8日至对方大使馆进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谈，最后确定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于1970年1月20日举行。［5］　

　　在确定了中美大使级会谈日期后，美国国务院立即着手会谈的准备工作。1970年1月12日下午，美国国务院相关官员召开会议，讨论给斯托塞尔的谈判指示。谈判指示主要包括开场陈述、美国在亚洲的态度、增加接触的建议、台湾问题、贸易、裁军、战俘和美方愿派特别代表去北京或接受中方代表至华盛顿以及对中方可能提出问题的回应要点。谈判指示指出，中美间最复杂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和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关系问题。美国会继续保持与台湾当局的友好关系，坚守承诺，协助其防御免受军事攻击，但美国不会妨碍海峡两岸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唯一关注的是台湾问题不要用武力解决。因此，美国不会支持台湾当局对大陆的任何攻击性军事行动，美国在台湾地区有限的军事存在并不是对中国安全的威胁，美方希望随着亚洲和平与稳定因素的增长，将减少在台的军事设施。如果中方提出美国占领台湾问题，美方应重申上述立场，并强调美国有限的军事设施并不构成对中国的威胁。［6］显然，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有了一些新的主张。1月14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对谈判指示以前从未提出的观点进行了概括，在台湾问题上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美方不寻求施加自己的观点，也不想干涉海峡两岸达成的任何解决方式；二是美方强调承诺，绝不支持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攻击性军事行动；三是美方希望随着亚洲和平与稳定因素的增长，美国会减少在台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备忘录指出，台湾问题是美中改善关系的关键，中方将会对美方就此议题的陈述感兴趣。上述三点是美方现在能做到的最大限度，作为美方真正寻求改善关系的信号，它们是最重要的。［7］　

　　1970年1月17日上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与助理国务卿格林商讨谈判指示的修改问题。基辛格表示他已经与总统讨论过，尼克松总体上支持他的意见。基辛格指出，这份指示草案看起来很难证明美方的意图，他认为美方的主张太过生硬和保守。基辛格建议就“美国在亚洲的态度”、“台湾问题”和“裁军”等相关表述做出修改，以便给中方留下美方希望缓和的深刻印象。基辛格表示，他已与总统商量过关于美国终将减少在台湾军事存在的想法，总统认为这个想法很好。格林认为“这是整个事情的关键，我们这里有个心照不宣的构想”，即“台湾化”。［8］在按照基辛格的建议修改后，美国国务院于1月17日将谈判指示发往华沙。修改稿除修改了几处表述外，对于上述三点构想，删除了原来第一点的表述，只表示美国“唯一的关注是台湾问题不要用武力解决”；第二点修改为美国“不支持，实际上反对”台湾当局对大陆的任何进攻性军事行动；第三点不变。［9］　

　　1970年1月20日，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在中国大使馆如期举行。会谈先由斯托赛尔按照谈判指示阐述美方立场，并指出美国不寻求孤立中国或与苏联共同对付中国，不支持“勃列日涅夫主义”。雷阳在阐述中方立场时则主要集中于台湾问题，要点如下：（1）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个国家强占另一个国家的领土，损害其主权，干涉其内部事务，怎么能和平共处？中国不会侵略或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但也绝不容忍其他国家干涉或侵略中国。（2）1月8日美方提出希望与中国加强对话和联系的声明只字不提台湾问题，雷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长期存在严重分歧的症结所在。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是意识形态问题。雷阳强调，美国企图通过与台湾当局缔结条约使强占台湾合法化，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以达到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目的。美国长期把台湾当作对中国人民发动战争威胁的基地，最近又谈到遵守对蒋介石集团的所谓“条约承诺”，向其提供军事战斗机，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对中国的干涉和侵略。（3）中国一定会解放台湾，绝不允许他国占领中国领土。在这个涉及政治原则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坚定的，任何期望中国在此问题上改变立场的企图都注定会失败。多年的大使级会谈没有取得进展的原因在于美方总是想讨论一些细枝末节问题，而回避根本性问题，即台湾问题。（4）中方一贯主张用协商与和平手段解决中美间的争端，准备在此基础上探索和考虑如何解决两国间的根本问题，中方愿意考虑和讨论美方希望提出的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致的任何想法和建议。（5）这样的讨论可继续通过大使级会谈来进行，也可以通过更高级会谈或双方同意的其他途径来进行。［10］　

　　针对雷阳的陈述，斯托赛尔依照美国国务院的指示回应，强调美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是明确的，那就是绝不妨碍对此问题的和平解决，美国唯一关注的是这个问题不要通过武力解决，“我感觉我们都同意这个问题应该和平解决”。雷阳再次强调，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立场是明确的、众所周知的，“美蒋条约”不会被全中国人民承认，台湾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雷阳还表示，将会把美方提出的派代表去北京或美方接受中方代表至华盛顿的建议转达中国政府。斯托赛尔请求雷阳解释“更高级会谈或双方同意的其他途径”的意思，雷阳指出，如果美国政府有兴趣在更高级或通过其他途径会谈，可以提出具体建议或在大使级会谈中通过协商定出方案。［10］（pp.13~15）　

　　斯托赛尔于会谈当天将情况向美国国务院汇报，指出雷阳的陈述总的论调不具攻击性。雷阳在陈述立场时并没有明显要求美国采取任何具体举措，也没有提到任何具体事件。同样，雷阳也没有评论美国采取的贸易或旅行措施，他谈话的唯一焦点就是台湾问题以及中国愿意通过和平协商与美国解决争端。斯托赛尔指出，这次会谈的总体印象是中方开始认真对待中美双边问题，会谈气氛坦率而认真。斯托赛尔认为，中方把会谈地点移到了一个小型会议室，既是为了安全，同时也是为了使谈话气氛更加轻松。他还强烈建议不要公开会谈的实质性内容。对中方关于更高级会谈及愿意与美国讨论和平解决突出争议的建议应该暂时保密。他表示，相信中方已经做了相当大的努力来确保此次会谈的安全，泄露任何有关中方的言论或有关会谈气氛的乐观描述都将会阻碍未来美国与中国的接触，迫使中方的姿态趋向保守强硬。［11］　

　　的确，为保证会谈内容不为外界所知，中方将会谈安排在从不允许外国人进入的保密室进行，这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做法。［4］可见中方对此次会谈的重视程度。中方的发言稿亦由周恩来亲自修改。1970年1月15日，周恩来修改外交部关于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发言稿时，加写：“在我发言后，美方如重提美与台湾有条约关系，我应答以‘美蒋条约’是全中国人民所不承认的；美方如询更高级会谈或其他途径何所指，可答以美国政府如对此感兴趣，可提出方案，也可在大使级会谈中双方商定出方案。”［12］同日，周恩来将外交部给雷阳的指示电稿和中方发言稿报毛泽东审阅。指示电稿说：“这次会谈，我们的方针主要是摸清美方意图和底牌。发言稿指出：大使先生在声明中提出美国政府愿意同我国‘扩大交流’和‘扩大对话’，但是只字未提台湾问题。我们必须指出，中美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严重的争端，其关键就在于台湾问题。”毛泽东批示：“照办。”［13］显然，中方此次会谈的主要目的在于试探和摸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