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52岁的安徽桐城天城中学教师方国虎被发现患有心脏病后,因带了5个班的课,其中还有一个高三班,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后,他拔掉针管,瞒着家人与学校领导到校上课,想坚持到高考过后再住院治疗。近日,方国虎正在清点学生人数时,不幸突发心肌梗塞倒在教室里,再也没能醒过来。(《新安晚报》5月30日)

　　不论是“打吊瓶上课”,还是“单膝跪椅上课”,抑或“拔掉针管上课”,这些忍受着身体的痛苦坚持上课的教师们,既让人感动,也让人痛心。这边,教师需要教书育人的责任与担当;那边,劳动者需要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的权益保护,当二者难以协调时,就会出现顾此失彼的尴尬。

　　在一些教师的价值排序中,教书育人“等不及”“伤不起”,尤其是即将高考的高三年级,有疾病可以“忍一忍”“等一等”。在“一切为高考让行”的裹挟下,为了让孩子顺利参加高考,一些人作出牺牲是必要的。这种“代价论”表面上为这种行为提供了极具合理性和人情味的理由,在本质上却是一种“道德绑架”,会对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变相剥夺。

　　有学者在评价乡村教师的时候,曾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人们把老师比喻成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完全不赞同。这是不把老师当人,照亮别人的同时为什么要毁掉自己,就不能不毁掉自己吗?”就此而言,教育应该是可持续的,对教师们的过度消费,不可避免地会对教育的长远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位“拔掉针管上课”的教师,无疑是爱岗敬业的标杆。只不过,带病坚持上课的教师,却让自己处于生命安全的危险地带。教书育人需要“燃烧自己”,这样的“爱的代价”是否过于沉重?我们在对这位“拔掉针管上课”的老师表示尊重和敬意的同时,也要明白这样的行为不值得提倡。

　　高考具有教育分层、社会流动的功能,直接影响着人们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在教书育人和劳动权益保护的天平上,过于偏向某一方都是不可取的;只有实现二者的大体均衡,才能既实践“爱的教育”,也呵护教师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教育才能得到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