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傅堃

　　红军长征浩浩荡荡的队伍中，还有一支很特别的队伍——红军的医疗部队。

　　两万五千里，长征路漫漫，饥寒、伤病、死亡的威胁时刻考验着红军。担架上抬着重伤员、肩上挑着沉重的药箱，红军医护人员们随军转战千山万水，利用战斗间隙医伤治病。没有手术台，他们就支起门板代替；没有绷带，就撕开自己的被子……在恶劣的环境中，依靠各种因陋就简的方式，他们挽救了无数红军官兵的生命，为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留下星星火种，为万里长征“护航”。

　　秘密启程

　　1934年10月，瑞金，秋风阵阵，枯黄的树叶飘落在田野和小路上。长征队列中，走过来一支不一样的队伍。

　　队伍中没有长枪大炮，也没有荷枪实弹的精壮战士。有的是几百副担架、上百匹骡马驮子，担着药品设备的小伙子，拄着棍子的老人，身穿肥大军装的女兵……

　　这支特殊的部队就是红军总卫生部。

　　当时，中央机关编为中央纵队，代号“红星”；总卫生部属于中央纵队，代号“瑞金”。时任总卫生部长的贺诚，被称为“瑞金司令”，他统率着这支“老弱残病”三千多人的部队，步履艰难地开始了长征之路。

　　中央红军决定长征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瑞金红军卫生学校的师生并不知情。

　　张汝光，红军卫校第一期学员，10月初的一天，突然接到总卫生部通知，要他马上去部里。他后来回忆说：“医政局长陈志方交给我3本预备医院的人员花名册，叫我立即到就近的几个医院去，按名册挑选120名年轻力壮、优秀的男医务人员和护理人员，限时办完，并向他报告。”

　　当时的预备医院是由各后方医院临时抽人组成的，每个预备医院有200多名工作人员，平时整训，战时作机动力量。

　　经过一番忙碌，人员调齐后，总卫生部又让张汝光制作10副用白铁皮制的轻便药箱担子，准备供100名伤病员3个月用的药品器材。

　　那时，他不知道准备这些要用来干什么。

　　10月13日晚，总卫生部派来50多副担架，每副配了五六个民工，并安排张汝光把一百余名工作人员和60名伤病员带到指定地点集中待命。

　　“贺诚部长当时对我说，‘你告诉大家，随时准备出发。行军路上要照顾好坐担架的重伤病员，注意隐蔽防空。’”张汝光很纳闷，没有想到这就是万里长征的开端。

　　留给医护人员们准备出发的时间很短，但同志们尽了最大努力。

　　贺诚后来回忆说，当时已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器材厂，生产出大量医用棉花、纱布、绷带、一般外科器械、西药、中药。特别是改良后的剂型中药，更为部队欢迎。“这就使国民党对我们实行的药品器材的封锁基本上失败了。而到了长征的准备阶段，不但给部队预发了3个月的药品，总卫生部还自带了200担药品器材。”

　　10月14日，总卫生部和随总卫生部行动的卫生学校、医院3个所、运输部队等接到命令，于当晚7时出发夜行军。

　　15日天亮时，队伍到达于都西南。

　　为了便于到达目的地后就可铺开工作，他们携带了大量药品、器材、X光机设备等，加上担架队、运输队，人数众多、物资笨重。这也是长征初期搬家式行军的一个侧面写照。

　　“我们把实验用的狗、羊等牲畜宰了，书籍、仪器、图表、模型、标本等由挑夫挑上跟随转移。每个学员除自身的衣物、铺盖外，还得背上枪支、弹药、干粮和讲义等四十至六十斤重的物品行军。”红军卫校第六期学员吴行敏说。

　　三天后，红军卫校师生渡过于都河，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