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用制度治党，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党的建设领域的体现和运用。制度治党将宗旨意识通过制度规范外化于行，树立党纪法规防线，可以使建党成果得以巩固和扩展。邓小平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谋划党的制度建设，对制度治党作了深入思考，为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了历史镜鉴。

　　教训与反思：制度治党的必要性

　　邓小平多次强调制度治党的必要性。“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他痛感制度缺失和制度失效的严重性，“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回顾党的历史，邓小平指出，“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这一概括实际上强调，纵观党的历史，凡是制度治党坚持的比较好的时期，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能取得巨大成功，忽视制度治党的时期，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往往陷入低谷。

　　质量与体系：制度治党的外部条件

　　制度治党的前提是高质量制度和制度体系的形成。要用制度建设来解决党的建设中存在的最迫切最紧要的问题，必须首先制定好的制度，形成全面的制度体系。制度建设不仅仅在于某项或某一些具体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更在于一系列集中反映党的整体意志、符合政党活动规律的制度体系、制度机制的制定和执行。实践表明，制度是一个政党得以组织起来并有效开展活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没有制度就没有政党组织，缺乏规范健全的制度是政党缺乏战斗力与号召力的重要因由。邓小平多次强调必须建设高质量的治党制度。他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指出，“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可见，制度体系建立和完善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前提和基础。邓小平认为，全党应努力加强制度建设，逐步建立并完善一系列与我国政治生活相配套、与国家制度相衔接的治党制度体系。

　　能上与能下：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必须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邓小平主张把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作为去除封建主义遗毒影响的重要举措。“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受封建主义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没有把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对待。现在，党内为什么有人搞特权？这和封建主义影响分不开。”针对权力过分集中不受监督的弊端，邓小平认为，只有坚决清除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等弊端，党的领导才能得到真正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