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类国有企业的改革，其规制理念应从“正面清单”向“负面清单”转变。

　　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　明确将国有企业界定为商业类和公益类，提出分类推进改革、分类促进发展、分类实施监管和分类定责考核。公益类国有企业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商业类国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分类改革大幕开启，公益类国有企业改革要实现既定目标，还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转变。

　　规制理念从“正面清单”向“负面清单”转变

　　由于公益类国有企业自身具有的一些特征，造成了政府及其委托机构将会在利润、成本、经营行为等方面对其进行规制。考虑到长期以来改革的思维惯性，以往的改革更多的是从“正面清单”出发，规定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企业在这个菜单式的框架下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市场活动。这种行为在市场发展早期有利于规范国有企业市场行为，但随着市场经济发育的成熟，对于公益类国有企业的这种直接规制将会极大地抑制企业经营活动的积极性，压缩市场本身带给公益类企业活动的空间，最终导致公益类国有企业无法有效履行职责目标。因此，通过“负面清单”的方式，仅仅对主要目标和要求进行规制，从而为企业市场活动提供更大的经营空间，这将使公益类企业摆脱以往的管得“过多”、“过死”和“过细”的局面，真正实现放管结合。同时，这种理念的转变更加有利于企业将重点放在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方面从而有利于企业公益性的体现。

　　规制方式从命令-控制式向成本-收益式转变

　　长期以来，由于在企业主要领导人任命方式、薪酬待遇等方面依然采用了“双轨制”的方式，即企业行为市场化，任命行政化，造成了国有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更多地考虑如何满足政治目标，继而在经营决策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将考核重心偏向政治考核，造成了企业经营者的行政化思维，导致经营活动的效率不高，成本过大等问题。这类问题在公益类国有企业中尤为突出，由于公益性的外溢性和重要性，往往造成为了实现既定目标在决策中不计成本，从而导致了国有资产使用效率低下。随着市场经济日渐成熟，公益类国有企业中存在的行政化的思维和经营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改革新形势，必须要向成本—收益式的规制要求转变，即公益类国有企业的任何决策都必须要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当一项政策的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才能够实施，否则不能够实施。当然，由于公益性的外溢性质，在收益评估的时候，需要将外溢性内在化，从而形成成本和收益的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