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又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新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贡献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

　　我们可以从八个方面分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贡献。

　　一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落后国家发展的独特性原理紧密结合起来，走中国特色革命、建设、改革开放道路。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在根据地的经济工作中、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经济制度构建中、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中，都形成了富有成效的理论和实践成果，都体现了原创性的中国特色。

　　二是对中国的基本国情与时代条件有清醒认识，顺应内在发展趋势选择发展道路。中国不仅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且资本主义的道路想走也走不通，只能超越。于是就开启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是在总结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辛探索中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判断，并且认为社会形态可以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不能逾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经济制度、经济运行方式有了全新的认识。

　　四是从承认和发展商品经济、从承认和发展市场经济，到将它们从制度属性中剥离出来，取得了当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不少人说邓小平同志先后七次、有的甚至说九次提出市场经济。我以为邓小平同志的最大贡献在于把计划与市场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中剥离出来。实际上类似的思想在毛泽东同志读苏联《社会主义教科书》时也提出过，毛泽东同志说:“商品生产，要看它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

　　五是从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展望到苏联模式再到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一套知识体系。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社会主义的发展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等。

　　六是市场作用不断深化，由补充、为辅、基础到决定性作用，这既符合改革进程和发展规律，又符合认识和实践轨迹。

　　七是始终没有忽视政府作用的重要性，同时又不断地进行适应性创新。

　　八是在超越短缺经济的基础上超越过剩经济，避免周期性波动和系统性风险。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兼顾，实现微观利益驱动与宏观协调平衡的结合，使宏观的“帕累托最优”，与微观的“利润最大化”相匹配。以体现后发综合优势，减少后发劣势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