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司法档案研究热在法学界悄然兴起。特别是清代及民国时期四川巴县档案、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清代台湾淡(水)新(竹)档案(原名《台湾文书》)、顺天府宝坻档案等相继被发现后,诸多海外学者利用这些档案进行了颇有创见的研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利用中国清代州县档案进行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更是被西方学界誉为一场“智识上的地震”,引起极大震动。

　　“活态”呈现中国法律史

　　“道德性表达是一回事,实用性实践是一回事,两者的结合往往又是一回事。”在黄宗智看来,传统史料文本的记载往往是儒家伦理理想秩序的静态和应然表达,遮蔽了很多丰富的历史语境,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民间真实而复杂的法律实践。黄宗智的中国法律史研究不局限于刑科题本、地方志、正史、朱批奏折、县官指导手册以及官员的判词判牍等传统常规史料,更注重从活态的“实践历史”出发,基于司法档案对传统法律运作进行细致而扎实的实证研究。特别是,黄宗智通过对628件清代巴县、宝坻县和淡新档案材料的深入研究,集中于从“实践历史出发的”的研究方法和概念。这种独特的研究路径和方法致力于深入到“实践”过程之中,去挖掘一个社会的逻辑精要,“并借此超越西方学界长期存在的主观和客观、结构和能动的二元对立问题”,其与“新史学”所倡导的“实现经验与理论的对话与勾连”是极为契合的。

　　在黄宗智中国法律史研究三卷本《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和《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中,他一以贯之地秉持“表达与实践两者兼顾”的历史观,重视在司法档案文本的“纠缠”中去发掘真实的法的历史。

　　对于黄宗智在其研究进路和方法中着意强调的“实践”,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相对于“理论”而言的实践;二是相对于“表达”而言的实践;三是相对于制度和结构而言的实践。除却这三个方面的含义,黄宗智还特别强调实践的历史维度。“‘实践历史’之于简单的‘实践’,其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包含‘理论’、‘表达’和‘制度’这三种意义的实践及其历史,也包含它们经过与理论、表达和制度之间的互动而体现出实践的历史。”在他看来,实践历史常常(尽管不必然)体现理论和行动间的妥协并存,或相互适应,因此不会像理论那么单一或偏激;实践历史在协调理念和实际的过程中,有时更能体现某种意义上的实用智慧。据此,黄宗智认为,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科学研究固然注重实践过程,以之区别于制度、表达和结构,但其所强调的实践过程缺少一种历史的维度,主要是一种研究现实社会横切面的人类学家所使用的概念。

　　黄宗智直言,部分学者对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在缺乏基层档案的情况下,多偏重官方表达层面的材料,忽视了法律的实践层面。在他看来,即便一些比较优秀的研究成果,也存在过多地倚重示范性的判词或《刑案汇览》之类的重案案例汇编,缺乏对法律实际运作的认知的问题,所呈现的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有些失真的“想象的异邦”。

　　黄宗智认为,“要想获得生动逼真的‘在场’图景,实现从制度表象到历史真实的跨越,必须要重视司法档案的收集和深研”。中国法律史研究在注重理论的同时,如能自觉地与实践和经验相连接,便会承认理论的历史性,避免其超时空的绝对化。这样也将有助于中国法律史的面貌“逐渐向原本多向度的历史实践复原”。黄宗智的司法档案研究启示我们,从实然的角度来看,实践是一回事,理论、表达或制度是一回事,但这些因素在实践历史中的并存、互动、结合和背离,则又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