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最早由歌德提出。在此后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脚步，世界文学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在今天，世界文学还有没有新的可能？或者说，今天，我们该如何重新认识世界文学？在业界看来，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文学如何更好地定位。

　　日前，“世界文学与汉语写作”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上海作协联合主办，几十位作家、评论家与学者围绕相关话题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热烈探讨。文艺百家将陆续刊发部分与会者在发言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文章，希望能够引起更进一步的关注。我们期待世界文学研究的新视野，更期待中国文学参与世界文学图景的重新构建。

　　一一一编者

　　从歌德到福楼拜，文学不再是对于某种永恒的设计和想象，而是对于世界的新的发现。这是对于文学本质认识的一个根本性变化，乃至竟有了“现代性”之名。

　　歌德当年出于对开放的法国的羡慕，想构建一种所谓平等的世界文学，并且相信，在这样的文学图景中，德国会是真正的受益者。在他的构想中，各种语言的文化之间虽有差异，但彼此互补，共同贡献于人类的文明进程。

　　其时，歌德处在人类对于自己信心满满的时刻。作为浪漫主义的先行者，他相信进步、平等、科学。相信人类的未来，不论这未来是被包含在“人类尚未堕落”的伊甸园时刻，还是被包含在对未来的乌托邦式的构建中。对任何一种语言的文学史的解读告诉我们，激变一定是发生在文明酝酿巨大变革的时期：在西方，走出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是一次，启蒙是一次，而因为社会急速进步，迅速跨入现代社会又是一次。歌德非常幸运，他憧憬世界文学的图景，发现了欧洲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的美好时，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那是文化最好的时期，也是文化人最好的时期。文化的发展往往会带动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谁在文化发展上占了先，谁就有可能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拔得头筹。

　　然而后人远没有那么幸运。在法国，不消半个世纪，就有诗人和小说家对于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的堕落———因而也有日后艺术的死亡说———做出了预警。倘若说，“现代性”是一个很难定义的文学概念，然而将现代性的缘起定格在19世纪中叶，认定是从福楼拜或者波德莱尔那里开始，原因就在于，和以往的“古今之争”相比，从此时开始的文学和文化艺术从肯定性转向了否定性。也就是说，当浪漫主义者还在期许永恒的时候，在浪漫主义者的内部，已经在酝酿着对于过渡、转瞬即逝、偶然的揭示。文学不再是对于某种永恒的设计和想象，而是对于世界的不稳定的发现。这是对于文学本质认识的一个根本性变化，乃至竟有了“现代性”之名。

　　后来事情的发展的确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文学发展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经济、科学、技术等———的顺序倒置了。不是文学或文化的发展带动社会的发展，而是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影响、制约文学的发展；反过来，文学对于自身使命的认识也从倡导和期许某种更为进步的价值观转向了对于非理性的价值观的抵抗。

　　全球化基本消弭了文学的异时性，也消弭了基于强烈的碰撞和冲突之上的文学的再生产性。当文学之间的差异不复存在之时，翻译是无可为的。这固然是翻译的悲哀，但更是文学本身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