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的“遗产”

　　大学校长的“遗产”是大学校长任职期间创造、卸任之后仍对学校发展产生影响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和，有“积极遗产”“消极遗产”和“零遗产”三种基本形态。

　　校长“是大学的旗帜”，无论是作为大学的行政负责人、法人代表，还是作为大学集体的组织者、言传身教的示范者，校长对大学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影响虽然生成于校长在任期间，却往往延续至校长离职之后。对于离任校长的这种延续性影响，我们试以“大学校长的遗产”概括之。所谓“大学校长的遗产”，是大学校长任职期间创造、卸任之后仍对学校发展产生影响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和。

　　大学校长“遗产”的基本形态

　　大学校长卸任后所留下的“遗产”，依其所产生的不同效果，可分为“积极遗产”“消极遗产”和“零遗产”三种基本形态。

　　垂范后世的“积极遗产”

　　所谓“积极遗产”，是指大学校长卸任以后所留下的能促进学校发展、有助于学校形成办学特色与传统，或使学校具有某种良好社会声誉的“遗产”。而为学校创造了积极“遗产”的校长，也往往被视为该校发展史上的关键性人物，并因其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被校史所永久铭记。“北大之父”蔡元培，为北京大学留下了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办学理念为核心的思想“遗产”。“南开之父”张伯苓，从“将学校作成一法制学校，总不使一人之去留影响于学校”的观点出发，为南开大学留下了教学管理、财务后勤管理等一系列完备而严谨的制度“遗产”。“复旦保姆”李登辉，以抗战时期在沪的“三不”即“不与敌伪来往，不接受敌伪津贴，不得已时宁可停办”的办学方针维护了百年复旦的清誉，为复旦留下了不朽的精神“遗产”。以建设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为目标的王世杰，从“将武大造成一个真正的大学，第一个条件，便是完成新校舍的建筑”的观点出发，积极推动了武汉大学早期建设，为武大留下了无愧“中国最美校园之一”之誉的建筑“遗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一位成功校长所留下的“遗产”往往绝非单一而是多元丰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