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道宇(1978- )，男，河南人，渤海大学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本土课程教学思想，E-mail:yangdaoyu530@163.com。锦州 121000

　　内容提要：阳明心学继承并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论，从事实与价值双重层面论述了良知的自然生长倾向：从事实层面看，良知在其本质上是生生不息的活物，在其原初形式上是具有生长潜能的不成熟形态，在其生长过程上是令人向往的快乐之旅；从价值层面看，良知的自然生长倾向具有充足的价值合理性，构成了不可或缺的人性信仰。这种论述构成了“善端生长论”，回应了“人心为何主动向善”的道德难题。在此基础上，阳明心学形成了“教育即良知生长”的教育本质观，认为教育即是教学生“正事”以培育良知生长与万物生长的实践过程，这一过程是本体与工夫、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教学生正事”是手段与工夫，“育良知生长与万物生长”则是目的与本体。

　　关 键 词：良知 自然生长 教育即良知生长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6)05-0014-11

　　“道德教育的可能性”不仅来源于儿童先天的“善端”，更是来源于“善端”的自然生长倾向。以往的性善论者将更多的精力用于论证人类“善端”的存在，用儿童“善端”存在意义上的“有无”论证道德教育的可能性，论证德性由内而外的生成，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善端”自然生长特性的论证，从而造成了“道德教育可能性”论证逻辑链条的断裂，因为“善端”如果是没有生长倾向的“死物”，即便儿童有“善端”也不能生成完善的德性。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仅要讲新性善论者“石头里孵化不出小鸡”的“善端存有论”[1]，而且要接着新性善论者的话讲“坏死的鸡蛋亦孵化不出小鸡”的“善端生长论”观点，①因为只有“善端”存在自身的生长需求，才有从事道德行为的内部动能，进而才可能主动地而非被动地选择道德的社会生活和摒弃不道德的社会生活，即主动地以良心作为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凡是善的就发自内心地主动去行，凡是恶的就发自内心地主动去止。[2]

　　作为孟子性善论的继承与发展者，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形成了中国传统“善端生长论”的高潮，其所提出的“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3]学说对走出“人为何必须成为有道德德性的人”之道德困境，解决当前的“社会冷漠症”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鉴于此，笔者打算将阳明心学的良知“自然生长论”进行充分挖掘与阐释，并在古今中外对比中以现代的论证形式呈现出来，从而将中国传统的“性善论”学说从“善端存有论”层面推进到“善端生长论”层面，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王阳明的“教育即良知生长”这一若隐若现的教育本质观，进而为解决当前遇到的道德教育难题提供某种启示。

　　一、良知的自然生长倾向

　　王阳明对“良知自然生长倾向”的证明是从事实与价值双重角度来进行的：从事实层面看，良知在其本质上是生生不息的活物，在其原初形式上是具有生长潜能的不成熟形态，在其生长过程上是令人向往的快乐之旅；从价值层面看，良知的自然生长倾向具有充足的价值合理性，需要在“正事”工夫中完成自身的自生长。

　　(一)良知是生生不息的活物

　　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在其本质上是生生不息的活物，这不仅表现在良知的“生物”功能上，而且表现在良知充满生命活力的存在形式上。

　　从良知的“生物”功能角度看，良知只有自身具备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才可能不断地参与天地万物的生成。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3]。在这里，“天”虽具有孕育万物，使万物生长的“生物”功能，但并不意味着天地万物的自然生成是完满无缺的，就像道家想象的那样“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相反，没有人参与的自然生成则可能走向自我灭亡的不归路，换句话说，离开人的“天”则难以彰显自身的生生不息之活泼气象。[4]因此，世间万物的生成需要人的参与，需要人参天地之化育，而人的良知则是天地之道的继承与内化，其根本使命自然是替天行道，即按照世间万物自身生长的道理去促进世间万物的不断生成。在这里，阳明心学蕴含着一个前提假设，即“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的良知本身必须是个生生不息、创造不止的“活物”，而不是进入枯槁状态的死物或将死之物。阳明心学的“根喻”证明了这一点：在王阳明看来，树木的生枝生叶以树干为基础，发干以抽芽为基础，抽芽则以“生生之树根”为基础，树木各个部分生长的总根源在于树根，树根以其自身的生命力从大地汲取“抽芽”“发干”“生枝生叶”等树木生长活动所需要的各种营养成分。天地万物的生生不息，就像树的生长过程一样，必须有个充满生命活力的根基，这个总根基便是自身具有无限生机的“良知”，它是天地万物的总“生命源”，以其自身的勃勃生机而为天地万物的不断生成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天地万物的生长都各有各的根基，就像枝叶的生长虽以树干为基，树干的生长以抽芽为基，但树木生长的总根基却是树根。不但如此，就连人自身的生成也是以“良知”为根的，远离“良知”，人便不是真正意义的人，而只能是生物意义上的人，从这种意义上讲，人无良知便是人之死亡，虽不是生物意义上的死亡。[3]

　　从良知的存在方式角度看，无论是已发的良知，还是未发的良知，都是生机勃勃的活物，而不是死气沉沉的僵死之物。在王阳明看来，作为道德意识，良知有“寂”与“显”两种存在状态，无论处于哪种状态，良知意识都是生机无限的。在“显”状态，良知倾向于将世间万物都作为自己关心的对象，倾向于通过自身永不停息的照亮行为而将“寂”状态的万物之理照亮，使其转变成可以为人所见、所把握的“显”状态的理。从这个角度讲，良知就像生机勃勃、放射光芒的太阳，随时会通过自身的自然发光而将处于“黑暗之中”隐而不显的理照亮，使其在人面前显现自身为自身。[5]不但如此，处在“显”状态的个体良知还倾向于反观行动者自己的行为，评价其行为的是非对错，提升行动者本人的自律水平，使其不但在意识层面做到以恶为恶、以善为善，而且在行为层面做到扬善弃恶。此外，每个行动者还都监控着其他行动者，希望其他行动者也能如此去做。从这种意义上讲，清晰的良知自知、高度的良知自律都暗示着良知自身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在“寂”状态，“良知”虽“寂然不动”，但并不是没有生命力的僵死状态，而是充满无穷生命活力的蓄势待发状态，可以随时根据行动者本人的意愿而去照亮外部的以“寂”状态存在的“理”世界与行动者本人的内心世界。[6]所以王阳明将其称之为良知的未发状态，一种良知意识未起却伺机待发的安静状态，这种状态既不是良知意识的空无，也不是良知意识不活跃，而是随时应对万物的“常应”状态，就像猫捉老鼠之前的静待良机状态一样充满警觉，正如王阳明所说：“其静也，常觉而未尝无也，故常应”。因此，“动”亦“动”，“静”亦“动”，显亦显，“寂”亦“显”，都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良知，就其本体而言是静，是寂，就其发用而言是动，是显。[7]

　　(二)儿童的良知处于未成熟状态

　　在王阳明看来，良知虽在其原初状态上十分弱小，但这种弱小在生长意义上却是积极的，不仅暗示着儿童良知发展的必要性，更暗示着儿童良知天生具有无限生长的自然潜能。

　　从良知的原初状态角度看，人之出生的良知虽是纯粹的善，但此时的良知却十分弱小，很容易使人走向主动地或被动地“以恶为善、以善为恶”的歧途，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因为弱小的良知没有足够的意志去阻止人的私欲对良知的遮蔽，从而在私欲面前迷失了自我，进而使人将“私欲”当成了良知，以恶为善或以善为恶，因而按照私欲而非良知的指示去行事，并在作恶时还主观地认为自己是在做善事，并为自己的行为而“沾沾自喜”；二是因为弱小的良知虽然明明知道如此做是错的，却禁不住私欲的诱惑而如此去做了，明明知道那般做是对的，却禁不住私欲的诱惑而不去那般做，从而自昧其知善知恶之良知。[8]在王阳明看来，一些人之所以去作恶而不是扬善，不是因为这些人身上不存在“良知”(人人都拥有良知)，而是因为这些人身上的良知太弱小了，从而使其不能依照“良知”的指示行事。

　　初生“良知”虽十分弱小，但这种弱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消极意义上的弱小，而是积极意义上的弱小，因为这种弱小在更多意义上代表着良知的“未成熟状态”，一种充满生长潜能的待成长状态。“未成熟状态”是良知生长的首要条件，它意味着自然生长的倾向和力量，代表着生长的可能性。[9]王阳明认为，儿童的良知就像亟待成长的禾苗，具有自然生长的固有倾向：田间的禾苗之所以会日长月成，主要原因不在于外在的适宜土壤和阳光(尽管适宜的土壤和阳光是禾苗生长的必要条件)，而在于内在的自然生长潜能，这种潜能使得禾苗可以积极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与机会促使自己成长。同样，良知是人与生俱来的天置灵根，如果不为利己主义所累，便会自然成长，就像禾苗如果不遭遇极端的土壤和天气便会自然生长一样，良知这种不需外力强迫便可自我成长的内在倾向便是良知的自然生长倾向。[10]这种说法明显地借鉴和发展了孟子的善端学说，在指出人有善端的基础上，更加明确地指明了人之“善端”不是僵死不变的死物，而是活生生的具有内在无限生长潜质的“灵根”，因而形成了以“善端存有论”为基础的“善端生长论”。在这里，王阳明认为“良知”的生长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日长月成，逐渐成长的，这是“良知”的内在生长规律，这种规律类似于禾苗的渐进式内在生长规律。对于良知的内在生长规律，人只能顺势而为，适可而为，不可用力过猛，否则便会过犹不及，功亏一篑。“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相倾上，便浸坏他了。”[3]

　　王阳明的良知原初状态未成熟说得到了现代神经伦理学的支持，从而有了更加坚实的道德生物学基础：现代神经伦理学发现，人的大脑前额叶与道德感紧密相关，被认为是执行“以他人之苦为苦”道德行动的功能区，这一功能区虽生来并不完善，但具有内在的生长规律和潜能，存在着自身发展的关键期。[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