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年就要开始了，中小学新生马上就要入学。今年2月，教育部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提出实施多校划片。那么在新学年的执行过程中，学校如何理解这一政策内涵？如何调整办学策略？我刊对此进行了关注。

　　——编者

　　学校：担负起参与公共治理的使命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主编杨九诠

　　划片入学，是学校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使命与机会。这是一个应然性命题。从应然到实然，充满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只有学校一方的“独白”与“独行”，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当事人”的学校，需要在理解和行动两方面主动回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进入“诸神共舞”的复杂主体关系构建中，从而实现“诸善同行”的共同体境界。

　　理解：价值建立

　　目前划片入学政策的公共话语体系尚未形成。主流话语还是政府以“发布”的形式在言说。尽管社会议论丛生，但基本是“在野”的，“受益人缺席”的局面并未改变。我们也看到，政府与社会的对话正在形成，虽然还只是粗略的和局部的。但是学校作为重要的“当事人”，总体上仍处在“失语”状态。“失语”源于“失明”，不明就里故而无话可说，就只能是“悉听尊便”的执行角色了。那么，学校该如何进入理想的“对话”状态？

　　首先，要在制度变迁中看到新价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实践中，因为户籍制，就近入学早就事实地存在了。1986年《义务教育法》也已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适当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现在各地积极探索的与划片入学相应的“学区制”，跟以往“乡(镇)中心校为主”的制度也有某种相似性。划片入学与过去的就近入学，“学区制”与过去的“中心校为主”的区别在于：以往仅仅是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内部权力与资源的“划小核算单位”，现在则是基于社会事业发展的教育资源配置下的教育公共治理。教育公共治理致力于有效发挥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学校、公民等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作用，努力实现“有限的政府、规范的市场、专业的社会、自主的学校、自觉的公民”共同构成的治理格局。这也是党的十六大文件到十七大文件，将教育从“文化教育事业”部分转到“社会事业发展”部分进行阐述的深意所在。

　　其次，要跳出策略层面看到战略。现在的划片入学政策，很大程度上是问题导向，具有鲜明的策略性。教育部“教基一厅[2016]1号”文件指出：“在目前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择校冲动强烈的地方，要根据实际情况，积极稳妥采取多校划片，将热点小学、初中分散至每个片区，确保各片区之间大致均衡。”抑制“择校冲动”成为政策制定的动因之一。另一方面，划片入学也是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率先在县（区）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的可行、可见、可信的切实措施。我们必须在问题导向中看到价值导向，在策略中看到战略，否则就会将政策视为权宜之计，从而在行动上消极应付。文件指出“要按照现代治理理念，完善各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划片和片区调整工作机制……要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的作用，及时化解划片、招生、入学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实现共治共享”，从中也可看出政策的价值导向和战略意图。

　　行动：角色重塑

　　划片入学政策中教育公共治理的“理”与“势”，给学校的社会角色塑造提出了挑战。社会角色的定位来源于自身的认知，也来源于与他人或群体在特定情境中的关系，邓肯·米切尔就将社会角色定义为与社会职位、身份关联的被期望的行为。所以，角色模糊或错位，将导致行为者无法按照社会规范或期望来扮演角色。在划片入学政策下，与学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是学校社会角色重塑的重要方面。

　　从各地探索看，学区总体上是上级部门委派机构与社区协商机构的混合。学区的治理体系还没有形成，学区的社会角色还比较含糊。但是，新制度总是伴随着话语权重置。学校需要主动参与学区制建构，使学区制朝向有利于学校的方向发展。如果无所作为，以后要打破业已形成的话语权分配的初始平衡状态，就很被动了。

　　因为划片入学政策，学校与社会（社区、家长、社会组织）的资源边界、权利边界更加清晰，利益更加稳定，同时学区制提高了学校与社会沟通协调的组织化程度，学校的社会角色因此更加清晰，也给学校配置社会资源提供了条件。划片入学政策与学区制，也赋予了“学校成为社会中心”这一命题新的内涵。正如有专家指出的，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时存在的被动性和非主体性认知，制约了公共治理。基于教育的广泛性与公共性、精神性与价

　　值性，公众参与更加有利于提高公民素养、促进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既是学校应有的使命，也是将学校建成社会中心的新机会。

　　《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在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的内部关系中，“管办分离”很难做到，因为是收是放，权（全）在政府。正是学区制的“嵌入”，使学校与行政之间有了某种间隔效应；正是社会力量的“牵扯”，使学校与行政之间有了某种游离效应，这就给学校变革带来新的机遇。学校是专业化机构，间隔与游离，既给学校专业化提供了可能，也对学校专业化提出了要求。学校在公共治理中的话语权最终取决于自己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增强自身发展的内生活力，乃是治理情境下学校对其社会角色的自身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