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历年教育类议案提出代表在中央和地方单位任职比例。

　　历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都会提出大量关乎教育发展与改革的议案、提案。代表、委员通过议案、提案的形式参与教育法律和教育政策的制定，呈现出了怎样的行动特点和发声机制？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1983年至2013年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代表提出的526件正式教育类议案，对议案数量、内容、议案代表个人属性特征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和省别比较，同时比照教育类法律的出台和修订，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对我国教育立法和教育政策的出台过程与演变趋势提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逻辑解释。

　　教育类议案数量高峰的出现伴随着关键的政治时间节点

　　必须说明的是，本研究中的教育法律，专指自1980年以来，我国先后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国防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但不包含《未成年人保护法》。2002年后，国家没有出台新的教育法律，而是先后对以上法律进行修订。截至目前，包括立法修正案在内，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教育法律共有19部/件。由于本研究的时间跨度为1983年至2013年，其间由全国人大制定和修订的教育法律有11部/件，由此共筛选出526件正式教育类议案。

　　从1983年到2013年，教育类议案数量的最突出高峰分别出现在1988年、1998年和2005年。前两个高峰的出现都伴随着关键的政治时间节点，而2005年后，由于受到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俗称“9号文件”）对议案内容的严格规范等限制性因素，导致议案数量下降。

　　具体来看：上世纪80年代，多数年份里教育类议案每年不足10件，并且整体呈下降趋势，直至1988年出现了一波提出议案的高潮。上世纪90年代初期，教育类议案数量一度走低到每年不足10件，之后缓慢上升；这一时期议案数量总体比较平稳，1993年和1998年议案数量较多。1998年之后，议案数量再次陡降；进入21世纪后，议案数量的增长突飞猛进，特别是2003年到2005年，议案数量翻了数倍。2005年之后，议案数量大大减少，在短短3年里跌落至16件。从2009年开始，议案数量再次缓慢增加。可见，教育类议案数量的增减震荡与政治周期有比较明显的呼应态势。

　　来自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代表为教育发声最多

　　笔者对教育类议案提出代表的个人属性进行了手动编码，获得了包括性别、民族、政治面貌（党派和党派职务）、职务类型、职务层级、当期和前期的教育系统工作经历在内的个人属性数据，并以此为基础分析教育类议案提出代表的属性特征。

　　从政治面貌来看，大多数时期里，共产党员的比例在40%以上，1993~1997年（第七届）是共产党员比例最低的一届，2000年是共产党员比例的最高峰，之后便持续下降，直到最近两年才有所回升。民主党派的情况与此相反，第七届的低潮过后，本世纪开始的10年里民主党派人士非常活跃。无党派人士的比例一直很低，2004年以来有逐渐增加的迹象。

　　根据代表的职务，分为行政、事业、企业、政协、人大和社团等六大类型。来自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代表占据了优势地位，在几乎所有的时期里都是比例最高的两个群体。事业单位代表在1993年、2006年前后表现得格外突出；社会团体代表比例波动较大，他们提出教育类议案集中于1993年至2000年之间。其他4种职务类型的代表所占比例总体上都不高，基本维持在20%以下。

　　将提出教育类议案代表的政治面貌和职务类型结合起来分析，以全国人大届次为序，第六届到第八届是共产党员代表比例降低、民主党派人士比例快速增长的时期，随之而来的是社团、企业代表比例的增加，在第八届达到峰值。第九届时行政系统代表比例有所增加，共产党员比例上升。从第九届到第十届，民主党派人士主要来源之一的社会团体代表的比例在持续下降，与此同时，有大量来自事业单位的民主党派人士表现活跃，在一定程度上为民主党派的占比提供了补充。共产党员的比例在这一时期里持续下降，这主要源于行政系统代表和事业单位的代表比例小幅下滑，而行政系统代表主要以共产党员为绝大多数。

　　总体上，全国人大提出教育类议案的代表，在身份上表现出了日益复杂的特征，代表的来源更加多元。在不同时期里，占据优势地位的代表身份特征各有不同，不同职务类型的代表进出与代表政治面貌比例构成相关密切。大多数高峰年来临之前，中央的代表会积极发声，但是在高峰当年则一般表现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