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现代语境下,农村社会的发展和农村教育的处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活在农村和城市的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和诉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都给农村德育的境遇带来巨大改变。在这种改变中,乡村德育需要从对象和内容两个方面进行范式的转换,来谋求一种面向包括城市和农村在内的现代人的乡村德育。这种乡村德育在课程的建构上需要进行伦理性和均衡性两个方面的考量。
关键词:乡村德育;“为城”;身份伦理;课程建构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吕丽艳,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 210097
内容提要:在现代语境下,农村社会的发展和农村教育的处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活在农村和城市的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和诉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都给农村德育的境遇带来巨大改变。在这种改变中,乡村德育需要从对象和内容两个方面进行范式的转换,来谋求一种面向包括城市和农村在内的现代人的乡村德育。这种乡村德育在课程的建构上需要进行伦理性和均衡性两个方面的考量。
关 键 词:乡村德育 “为城” 身份伦理 课程建构
标题注释:本研究为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学校道德教育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14JJD880012)的研究成果之一。
刘铁芳在《乡村教育的人文重建:起点与路径》一文的开头作了这样的描述:“偶然看《湖南卫视·乡村发现》,采访国内知名摄影家焦波,他的代表作是以自己老家父母的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全纪实性的《俺爹俺妈》。他的朴素的摄影中传达出来的来自乡村社会的温暖人性自不必多说,其中他母亲说的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他年迈的母亲对他说,你在外面奔波,累了可以回来种地。我忽然想起,我的父亲也曾经跟我讲过几次,在外面不好过了,不要紧,可以回来种地。”①这段充满散文气质的文字,道出了刘教授心目中的乡村教育的内在动因和精神归宿。这段文字也无意揭示了现代语境下乡村教育所面临的时代困境:在身体语境下,也许个体可以逃离地理意义上的城市处境,但是在时代语境下,乡村可以逃离精神意义上的现代遭遇吗?与其在地域和精神上进行逃离的“猫鼠游戏”,不如直面时代语境,建构一方现代人精神和身体的栖息之所,这也是乡村德育课程所面对的时代境遇和建构使命。
一、现代语境下乡村德育的时代境遇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狄更斯式的彷徨。②用一句话来表述就是,既是致命的挑战,又是无穷的机遇。而这正是现代语境下乡村德育的时代处境。
(一)现代语境下乡村德育的时代遭遇
在传统语境下,中国的教育处于无差别统一的局面之下。③p136~137这种无差别的统一一方面体现在城乡教育培养要求和规格上的一致,并且都以儒家经典为主体内容,服从于选拔人才和教化民众两个目的;另一方面体现在传统中国士人以耕读为标榜,多数人在乡间读书。这种教育上无差别统一的背景是马克思所提出的“重农抑商”观念下,传统中国社会的“城乡无差别统一”。④p480但是从近代以来,城市日益成为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中心,城市日益成为教育的主流语境;新式学校教育的创立,更加强化了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之间的分野。随着中国社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的迈进,农村教育的生态和语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
1.乡村的消逝。在现代性的冲击之下,农村已经呈现出了与以往的“乡村”所不同的一种生态。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的改变:一是信息世界的扁平化。这种变化一方面使得农村居民前所未有地参与到农村以外的世界,另一方面也使得农村以外世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透过资讯而“闯入”农村社会,农村居民越来越以农村以外的方式来看待农村和农村的发展。二是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超市、网购等现代商业模式使得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商业文明日益瓦解,而纳入现代模式;电视取代了传统的乡村文化生活,自来水取代了自取水,一些传统的如社戏等文化活动日益变成象征意义,水井、轱辘等乡土意味的标志日益远离农村生活。三是农村生产方式的改变。农业生产越来越走向机械化和规模化,使得耙犁等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工具成为往事。四是农村治理方式的改变。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由封闭、分散的乡绅治理走向高度集中的现代政治治理模式,近年来的乡镇撤并运动,更强化了这种模式的发展。五是农村家庭结构的改变。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一胎化”现象,使人口结构由正金字塔形(长辈人口少,晚辈人口多)向倒金字塔形(长辈人口多,晚辈人口少)的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上以长辈为中心的家族伦理,而变为以晚辈为中心的家庭伦理。
这些现代性对农村社会的改变,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了今日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农村社会的肌体当中,使得农村社会越来越远离陶渊明笔下“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景象,并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建立在这种景象之上的乡村社会传统的农制、礼制和政制。这种变化,是中国社会大背景下的“乡村的消逝”。这种“乡村的消逝”对德育的影响是:一方面带来了农村德育“生活”基础的改变,另一方面带来了乡村德育对象的主体性需求的改变,即对于农民及其子女而言,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教育需求大于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教育需求。
2.身体和精神的空间异度。断裂和差异代表着现代社会文化最基本的特点和状态。③p44这种状态最强烈的反映就是空间上城市和农村的二元对比。而游离在这种二元空间中的现代人,在精神上也呈现出了“围城”式困顿:农村人想走出农村,城市人想走出城市。莫言有一段话很能体现农村人想走出农村的心态:“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的祖父和父亲都在村前的地里埋着,我没有什么理由不老老实实在农村待着,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农村看成我的立足生存之地。可是不行,我心想走出去,一心想着离开我的家乡。”⑤p247~248而在本文开篇所引用的刘铁芳教授的文字,则是城市人想走出城市心态的一种体现。
这两种心态的对比,恰恰说明了现代人身体和精神上的一种空间异度的现象。所谓“异度空间”是指现实人群和现实生活之外的地方,⑥p36而现代人的这种身体和精神上的空间异度就是指,当人们身体处于城市或农村的某一个空间的时候,精神上却有一种向另一空间出走的冲动或倾向。对于农村人来说,这种倾向源自于现代信息和生活方式对农村的侵入而带来的一种现代性的呼唤。而对于城市人而言,这种倾向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于“城市病”所带来的现代性精神压制。这两种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教育需求方向上的一种变化:在精神需求上,城市人体现了一种对乡村教育的需求,而农村人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城市教育的需求。这种需求对乡村德育的影响是产生了主体性需求在对象上的一种切换。
(二)现代语境下乡村德育的时代问题
在现代语境之下,城市意识形态处于绝对的上风,这使得乡村德育遭遇课程本位和德育知识上的城乡不对称性。
1.课程本位的城乡不对称。“城市本位”和“农村本位”是目前德育课程在实践语言和理论语言中的两种不同的观点。目前在新课改主导下的德育课程表现出了很强的“城市中心主义”的倾向,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以为城市培养人才的目标背离了乡村发展的本位(“离农”倾向);二是在城市导向的课程体系中,延续千年的乡土知识备受冷落甚至贬抑(“抑农”倾向)。③28-29无论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还是新颁布的各科课程标准和九年义务教育与普通高中的新课程计划,都表现出明显的“城市中心取向”和“国际接轨倾向”,课程标准本身就“缺乏关怀农村的价值取向”。⑦p41
在教育价值上,目前理论界有“离农”和“为农”之说。“为农”论者认为,农村学校教育应该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当地培养人才,其矛头直指如今农村学校教育脱离农村发展实际,只是为城市输送人才这一现状。而“离农”论者则认为,简单地把农村学校教育定位于为农村发展培养人才,会限制农民子弟进入城市,加剧城市和农村间的不平等。⑧从这个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离农”和“为农”的争论在本质上是以农村教育的教育对象未来的生活空间为前提的教育目的的争论。对此,有学者给这种争论开出了城乡一体化的药方:对于农村地区来说,进行城乡一体化建设就是进行新农村建设,不断推进农村的城镇化……从新农村建设的内容来看,农村教育必须为农业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服务、为传统农业的提升和改造服务、为农民非农化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服务。⑨这种解决之道的基本逻辑是,在农村地区培养把农村改造成为城镇的人才,并为将来生活在成为城镇的现在的农村地区而培养农村儿童,这种逻辑的初心是在双方分歧表述的基础上,从农村发展的前景角度,调和二者目的上的一致性。但是,这种解决之道在刘铁芳教授这样的提倡乡村教育的人文重建的学者眼中,无疑是一种“为农”“离农”的教育,也就是为了农村社会离开农村文化的教育,因此,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文化意义上的“城市”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离农”和“为农”之争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体的社会性发展和社会的社会性发展之争。在这样的价值取向之上所建立起来的农村德育课程无疑是价值和文化上的城市中心主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