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是新中国的雏形。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了成果卓著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党的各项政策的试验区，博物馆事业倍受重视。中央军委曾广泛征集红军史料，边区政府两次计划在延安建立博物馆。由于经费困难和战争原因，建立博物馆的设想最后没有实现，但是征集和保存了一批珍贵革命史料和革命文物。延安地质学会还克服困难利用几孔窑洞创办了一个小规模的地质博物馆。党和边区政府这些具有前瞻性的举措，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民族、历史和未来高度负责的精神。其实，在战争年代，党和边区政府对文物的珍爱，更多地反映在颁布的有关文物法规之中。梳理这些关文物法规，对我们全面了解和认识党的文物法规的历史渊源，自觉进行文物法治建设，大力保护文物，具有重要的启迪和鞭策作用。

　　“桥山秀峰埋人祖，公王岭下藏猿骨。骊山秦俑惊世殊，长安自古帝王都。”延安和陕西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文化底蕴深厚，文物古迹众多。为了保护好中华民族的这些历史根脉，传承好中华文明，1938年3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保存历史文献及古迹古物的通告》。《通告》指出：“一切历史文献以及各种古迹古物，为我民族文化之遗产，并为研究我民族各方面历史之重大材料。此后各地方各学校各机关和一切人民团体，对于上述种类，亟宜珍护，如有地下发掘所得之各种古迹古物，更望勿有遗失和损害，并请送至本部保存及供人研究，是所至盼。”这是现在发现的我们党最早关于保护古代文物的文献。

　　1939年11月2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和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周扬签发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给各分区行政专员各县县长的训令——为调查古物、文献及古迹事》，《训令》开门见山：“查我国西北一带，原系祖先发祥之地，而边区又为西北之要地，历代所遗文物胜迹之多，自不待言。此项古物古迹，或已被发现而尚无适当保管，或保存未尽妥善，或有经发现即为私人收存，未被社会所晓，更有埋没未经发现者，当不在少数。而历代古物、文献与古迹实为研究过去社会历史与文化之发展的必需参考材料。我边区既有丰富之历代文物胜迹，乃过去未加注意，任其弃置散失或深藏，不惟足以抱憾，实亦文化上之损失。”《训令》要求各分区、各县，对边区内所有古物、文献及古迹进行调查，“加以整理发扬，并妥予保存”。值得一提的是，《训令》还要求对自愿捐赠文物者和有重大发现者“酌予奖励”。

　　1945年秋，人民军队进入热河省。中共中央知悉热河故宫围场、孔庙和一些地方的古迹受到破坏后，立即向各中央局、分局发出《关于注意爱护古迹的指示》，要求各地负责人迅速制止并尽可能修复。“凡能收回的古物须一律收回，并教育军政干部与军民群众注意爱护公共财产，禁止破坏。”

　　我们党对文物的认识是清晰的，对保护文物的意志是坚定的，对文物的法规是连续的。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施行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其第九条丙款规定：“名胜古迹，应妥为保护。被接受的有历史价值或学术价值的特殊的图书、古物、美术品等，应开具清单，呈交各地高级政府处理。”这一纲领性文件，对新解放区的文物保护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48年3月，西北野战军在宜川和瓦子街全歼胡宗南集团主力整编第二十九军及所属２个整编师另一个整编旅，共计５个整编旅，３万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彻底改变了西北的形势。此后西北野战军势如破竹，新的解放区不断开辟。为了切实保护好新、老解放区的历史文物古迹，3月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联名发出保护各地文物古迹布告，明确指出：“西北为我中华民族发祥之地，历代文物古迹甚多，凡我党政军民人等对于一切有关民族文物的古迹名胜均应切实保护，不许有任何破坏。”布告除责成各级党政军首长对其所属人员及部队进行教育外，还规定了具体实施办法。办法共3条，详细列出了应保护的文物种类和应该采取的保护措施。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党和政府花费很大的气力，制定法律法规，设法保护文物，保护我们文化的根基，着实令人赞叹。

　　延安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更是中国革命的圣地。遍布延安的革命遗址是延安的灵魂，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重温延安时期党和边区政府保护文物的种种努力，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优秀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我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这些文化遗产，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