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思想界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政治事件总是保持着步调一致。“68革命”虽然没有给当代法国带来政体上的彻底变革,但却推动了思想界的转折。马克思在“68革命”的话语中走上巅峰,又瞬间跌人谷底,而后在趋于平静的反思与批判中获得了新的存在样态:在今天的法国,马克思不是一个被研究的对象,而是所有激进思想的底色。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大多不是马克思思想的阐释者,而是它的改造者。这种改造不再拘泥于对马克思的引经据典,而是将其思想内在的张力释放出来,由此形成了一批很少谈论马克思文本的马克思主义者。伊波利特、德勒兹、福柯、巴迪欧等都是这类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德勒兹在晚期的访谈录中毫不掩饰地说:“我认为伽里塔和我,我们仍是马克思主义者。”[1]伊波利特在思想成熟之时也出版了精彩的《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研究》;福柯与法国共产党的关系至今仍然保持了神秘性;今天的巴迪欧,以毛主义者自居,并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忧心忡忡。[2]他们共有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是其思想激进的维度、左派的立场。这一立场中包含着对于革命合法性与何为革命主体的执着追问。但今天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将这些问题诉诸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而是再度转向了哲学自身。他们将生成性与多样性这两个核心概念带人哲学,并以此为基础拓展对马克思的研究。这两个核心概念,一方面为革命的持续发生提供动力,另一方面则去除了革命主体的先天性,从而让当代反叛资本主义的斗争更具有可能性。但这样两个核心概念并不能从传统的哲学中推导出来,相反,它们需要新的哲学基础。本文试图以这一哲学基础为关注点,在探讨这一哲学基础的生成过程中,揭示这些概念对于马克思思想改造的可行性。

　　一认识论断裂的双重内涵

　　一般说来,我们倾向于将当下这个以强调生成性与多样性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视为不同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一个发展阶段。但这或许只是理论划分的一种方式,在实际的理论演进中,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共同经历了一场黑格尔思想的人侵,在这一入侵之下,思想界连续地接纳了包括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以及克尔凯郭尔与尼采哲学的不同冲击。这些思想碰撞的战场大多在对黑格尔思想的阐释之中,并构筑了极富有创造性的法国黑格尔主义以及新尼采主义。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其中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是这个过程的暂时的完成样态。

　　法国黑格尔主义与新尼采主义的对立形成了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胚胎。法国黑格尔主义建基于对青年黑格尔的阐发,特别集中地表现在亚历山大?科耶夫的黑格尔研讨班上对于现象学以及哲学人类学的相关讨论。在其中两条路径形成了:其一,将精神现象学的发展历程阐发为人的发展历程,将人本主义的底色输人法国哲学中。其二,将人阐发为一个趋向“欲望着他者的欲望”之特定存在的基础,为主体性的消解敞开了一条路:这是一条欲望主体的生成与消弭之路。如果说前者间接地带来了萨特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那么后者则借助于拉康以及阿尔都塞构筑了一个无人的结构主义阐释路径。当然这种理论归类一定会让原本复杂而丰富的理论显得简单化和抽象化。具体而言,阿尔都塞在强调马克思思想演进中的无历史、无主体的时候,并非仅仅反人道主义,就其更为深层的哲学基础而言,阿尔都塞完成了对法国黑格尔主义思潮的强烈拒斥,从而为法国马克思主义将关注点从黑格尔向尼采的转变推波助澜。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是这种哲学转变的关键契机。

　　在面对认识论断裂的时候,我们如果仅仅将其视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与科学的无历史、无主体的马克思之间思想的自我断裂,那么我们并没有理解主导当下法国哲学话语中的“断裂”思想的深层内涵,从而也无法理解阿尔都塞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在笔者看来,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包含着两个层面:

　　第一,马克思思想过程中存在的断裂,以时间为序列来阐发了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断裂。因此,这是一种时间的断裂。[3]第二,在哲学认识论中存在的内在断裂,这是一种逻辑的断裂,简言之,马克思将原本被黑格尔已经完成了的思维与存在的和解重新打破,凸显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断裂。

　　无论是时间上的断裂还是逻辑上的断裂,都意味着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的断裂。这种断裂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颠倒,阿尔都塞清楚地认识到:“说到底,如果问题的确仅仅是把颠倒了的东西颠倒过来,那么事物的颠倒显然并不会因简单的位置移动而改变本质和内容!用头着地的人,转过来用脚走路,总是同一个人!”阿尔都塞就此指出:马克思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破茧而出的关键在于,他认识到德国意识形态的过分发达与德国历史的落后之间的矛盾,因此马克思不是“超过”了黑格尔,而是“退回到了黑格尔的此岸,退回到了对象的实际。……这种‘超过’并不意味着克服错误而走向真理,相反却是克服幻觉而走向现实,或者更进一层,是消除幻觉并从被消除的幻觉退回到现实。”[5]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阿尔都塞所谓的意识形态向科学的蜕变,并由此完成意识形态与科学的断裂。在此,意识形态的那种“未来完成式”[6]的写作方式,昭示出一种观念与现实的先天的、无条件的契合。而对于科学来说,我们所探求的真理永远只能是相对真理,它需要与特定的社会环境,诸如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关系相博弈。这是一个无法预先确定的展开过程。这两种态度构成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根本差异:“黑格尔的根本缺点不仅仅在于‘思辨的’幻觉,这种思辨幻觉已经为费尔巴哈所揭露过,它实际上是把思维与存在、思维过程与存在过程、思维‘具体’与实在‘具体’等同了起来。

　　思辨的罪过就在于此:思辨通过抽象颠倒了事物的顺序,把抽象概念的自生过程当成了具体实在的自生过程。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此作了清楚的解释。”[7]换言之,阿尔都塞发现了思辨的实质在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而非异质性。这也构成了黑格尔与马克思思想的根本差异。因此当我们反观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的时候,这种“断裂”在逻辑上隐含着这样一个内涵:即思维与存在、观念与观念试图认知的外在世界之间存在着异质性。马克思并非仅仅在思想传承上与黑格尔传统断裂,同时马克思哲学本身包含着一种观念与现实的断裂,这一断裂打碎了黑格尔以绝对精神所完成的“和解”,重新让世界呈现为二元论的存在样态。只是在马克思这里,二元论从不表现为一个纯粹认识论的问题,它表现为一个现实人的生存异化和对抗,马克思由此将哲学转向了政治学,将政治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但在这种转变的源头之处,是哲学基本问题的非黑格尔式的解读。对此我们毋须讳言。

　　与此相应,阿尔都塞在强调马克思的这种“断裂”的同时,谴责了那些试图回到黑格尔的意图:“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资产阶级来说,黑格尔的问题只不过是一个如何用来攻击马克思的问题。这场盛大的‘回到黑格尔’的运动也仅仅是帝国主义在最后关头即将转向法西斯主义的特殊形式下抵抗马克思的一个绝望的企图罢了。”[8]这种对黑格尔的拒斥带有着政治宣言的味道,是一个从开始就外在于黑格尔思想的思想者对于黑格尔的拒斥,因此这种“大拒绝”的态度只能逼迫其追随者以断裂的姿态另起炉灶。然而对后来思想演进产生深刻影响的新尼采主义却并不是这种思想大拒绝的产物。相反,它是一群内在于黑格尔思想传统的学者开启的。他们都是在阐发黑格尔思想、完善其和解之逻辑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然而他们却殊途同归,以另一种路径发现了“认识论断裂”。

　　二 意义的逻辑:和解与断裂

　　在法国思想界,最早为黑格尔向尼采的转变铺平道路的是让?伊波利特。这位德勒兹与福柯共同的思想导师站在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的转折点上。他实际参与了阿尔都塞所批判的“回到黑格尔”的运动。

　　但他却并非是亚历山大?科耶夫的黑格尔主义的传声筒。恰恰相反,他以极为严谨的态度面对了黑格尔,用后半生大部分时间扭转着被科耶夫“故意歪曲”[9]的黑格尔。但由于1950年代海德格尔思想的大举入侵以及语言学问题方兴未艾,使得伊波利特在其晚年也走向了对黑格尔思想的创造性阐释的行列。

　　伊波利特旗帜鲜明地将自己对黑格尔的阐释与科耶夫的阐释对立起来,在他看来:“在现象学中,黑格尔并没有说人,他说的是自我意识。当代某些阐释者将这一术语直接转译成为人,这是对黑格尔的误读。对我们来说,黑格尔太过斯宾诺莎了,他不能谈论一个纯粹的人本主义。一个纯粹的人本主义仅仅在怀疑主义的讽刺中达到顶峰。毫无疑问,逻各斯在人类知识的阐释和自我言说当中显现出来,在此人只是这个知识,这种感知的节点。人是意识和自我意识,同样还是自然的命运,但意识和自我意识并不是人。它们在人当中言说着作为感知的存在。它们是这样一些存在,它们知道自己和言说自己。”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