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边境地区是中国与沿线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和重要枢纽，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与演进中所形成的跨国民族性质乃是其基本人文特征。因此，着眼于双边民族的互动交往交流，推进边境区域、跨国民族等研究融入世界民族视野，以满足新时代要求，是民族学人类学面对的主要议题。基于现实考量、学术反思与田野分析，认为在中越边境地区，越南边民的生活、节俗等入境消费习性与跨国熟人关系有着密切的正相关性，其实质是“一带一路”倡议真正惠及沿线国家和地区民众的反映，是国家之间睦邻友好、跨国民族和谐互动的基本表现。在新时代，应不断从理念上创新民族志研究方法，以期在推动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的同时，为人类发展贡献出真正的学科智慧。

　　关 键 词：边境地区 跨国民族 跨国熟人关系 越南边民 入境消费习性

　　作者简介：邓玉函，副教授，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昆明，650091；周春婵，硕士研究生，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昆明，650091

　　项目基金：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边民主位视角下中越陆路口岸跨境合作研究”（18CMZ042）、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资助项目“中越边境口岸跨境合作与跨国民族双向流动研究”（2017SY10030）、2019年度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田野调查招标项目“边境贸易与天保口岸特色小镇建设研究”（TYDC1903）和云南大学青年英才培育计划资助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一、研究缘起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贸易、文化联系日益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日渐频繁并呈现出新的特点。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边境地区乃是中国与沿线和周边国家、地区“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和重要枢纽。[1]进一步从群体构成来看，边境地区也是中国各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与演进中所形成的跨国民族性质乃是其最基本的人文特征。双方边民的交往交流、经贸往来与文化共享，既是实现互联互通、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途径，也是认知“他者”、增强世界各民族互信互任、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窗口。因此，边境区域研究、跨国民族研究应主动地融入到世界民族研究视野里，突破传统的族源、族际关系、跨国婚姻等主题，着眼于双边民族的互动交往交流关系，尤其是境外民族进入中国边境地区的劳务、贸易、消费、文化等行为，以更好地满足新时代要求。

　　事实上近些年来，学术界在这方面一直有所作为。如何明从国家行动因素的角度讨论了边民跨国双向流动的必然性，认为在双边国家选择深入合作的情况下，人员劳务、文化资本甚至得以无障碍地双向自由流动，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边疆民族学。[2]穆智认为中缅边境地区的跨界民族对社会治理有双面影响，通过引导则能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化解风险、增强互信的作用。[3]马翀炜等人认为中国瑞丽与相邻的缅甸村寨之间的边民赶集体现出彼此的文化心理需要，包含了历史内涵与社会文化意义。[4]曹贵雄从口岸型城镇化角度，分析了中越边境互市贸易中边民利益交换、情感交换、道德交换等互惠行为。[5]邓玉函等人通过对中越地区布傣天琴文化的研究，认为应该从政府到民间形成各方合力，才能更好地推动文化的跨国共享。[6]

　　笔者之所以选取边民入境消费习性这一问题，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方面，消费行为构成人类活动的基本方式，也是边民们互动交往的主要内容。正因如此，传统意义上人类学、民族学将消费习性看成人类社会的基本特点，习惯透过如礼物交换、以工换工等消费习性来认知人际关系中的互惠行为。如阎云翔就对下岬村村民的婚礼礼物交换背后的人情关系网络进行了解读；[7]秦红增借助桂村内部生产交换中的互惠与市场性质，认为传统“熟人社会”里有着“差序格局”特点的人际关系，在现代经济社会下则表现为“团体格局”。[8]尽管这些研究并未涉及边境地区、跨国民族的族际关系，但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如周建新等人在分析广西那坡弄猛屯中越边民在农忙、建房、婚丧嫁娶等过程中的“以工代酬”现象时，同时对边民交换行为和其所处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讨论。[9]正如舒瑜所言，“物”的消费是反映社会结构或社会文化的一个象征，从物的发展变化与物质文化的研究中，可以反思人与物、物与社会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使我们更好地掌握客观社会的发展规律。[10]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世界民族、还是从跨国民族研究范围看，目前民族学、人类学界关于边民入境消费的研究还不多见，其他学科虽有如从经济学[11]、旅游学[12]等角度分析了边界线两侧民众的跨界消费市场，但多是从国际贸易理论、历史数据分析、宏观建模分析、国际政策分析等角度探讨两地消费市场、外贸市场、旅游市场共融的途径，缺少对两地边民自身消费习性的分析，也缺乏必要的民族志方法及视角而有待深化与拓展。

　　鉴于此，笔者认为消费习性应当成为边境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点。本文的“消费习性”，指人们因地理环境、社会、文化以及产品类型等因素而形成的一种相较稳定而持续的消费行为选择与偏好。在边境地区，双方边民基于地缘、族缘、亲缘等因素，自然而然形成错综复杂的“跨国熟人关系”；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两地居民从生产到生活互通有无、守望相助，在长期往来互动过程中，人情、人际关系也因此得以滋养。其实质既是传统“熟人社会”互惠关系的延展，也是对现代市场交易行为的依循，它既决定着消费习性，反过来消费习性又形塑社会关系。

　　本文田野点位于中国云南省麻栗坡县茨竹坝村下辖的9个边境村及相邻的越南王家坪、金竹林和田湾三个村寨。该区域的中越边民以汉族（越南称为“艾族”）[13]为主，另有少量嫁过来的瑶族，彼此非常重视亲戚友情及族际之间的联系。其中茨竹坝街心市场和石笋村边民互市是中越边民赶集、访友的集中地，分别有饮食、五金、家具家电、化肥农资、医药、杂货、副食、装修、服饰等30多个摊点、店铺，是当地有名的“国际市场”。自2018年8月至2019年5月，笔者在茨竹坝村等地累计进行了约3个月的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运用民族志方法，将跨国熟人关系与越南边民入境消费习性关联起来进行讨论，挖掘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成因，以期有助于提升对越南边民群体的认知，促进以“民心相通”为基础的“五通”建设，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

　　二、族际互惠与越南边民生产性消费习性

　　互惠是熟人社会里人际关系的基本特征。[14]尽管在现代社会团体格局下，人们的交易行为表现出市场公平特点，但是跟谁发生市场交易，交易的时间、场所、媒介、物品等，都会顺着自己的人际关系进行，因而表现出了人际互惠特性。对于中越边境地区跨国民族而言，也就表现为族际互惠性。新的农产品、加工技术、农用资料等，也就凭借中越边民之间的族际互惠关系网络而由中国传播到越南，区域生产性消费习性非常明显。

　　（一）农用资料

　　改革开放后，有机化肥、农药等农用生产资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茨竹坝村作物歉收的情况，大豆、玉米产量得到大幅度提高，但在越南边境一带却非常缺乏，许多越南边民都会来到中国边境一侧购买这些农用生成资料。但是碍于语言文字不通等障碍，造成了诸多不便，因此依托熟人介绍和推荐无疑是最为便捷的方法。

　　目前茨竹坝有三家私营农药店，均已经营二十多年。这几家店与越南边民不仅是稳定的买卖双方关系，更像老朋友一般。越南边民以往以物代金，有时以介绍客人为报偿。而像化肥这类受国家严格管制的农用物资，则是以电话联系、订购送货的方式进行买卖，因此在过去越南边民要想买到中国化肥，则更需要依靠亲朋好友的关系。双方在长期的买卖过程中也有成为亲家的例子，[15]农具店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的镰刀等农具由于质量较好，广受越南边民喜爱，一些会讲中文的越南边民经常到茨竹坝帮助亲戚朋友购买新款农具，一来容易被接受和认可，二来依托熟人关系能够有一些折扣。这一地区的商品价格也因族际互惠关系而常常维持在相对低廉的水平，消费关系中网络作用突显。

　　（二）技术习得

　　技术对现代农业生产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如在种植玉米、大豆等方面，中国在技术上比越南先进，因此作物产量也相对较高。一开始有亲戚在茨竹坝的越南边民就前来讨教，以山货等作为学习技术的报酬。久而久之，就有更多的越南边民到茨竹坝学习种子管理、种植密度、轮耕套种等技术，之后便在越南得到推广。而在化肥的使用中，越南边民则主要学习能使作物生长得更好的诸如用药搭配与剂量、用药时间与规律等方面知识，最后也是以简单的几顿饭，或红包作为答谢。[16]再如，在养殖家畜家禽方面，随着中国的家畜家禽饲养技术推广到农村且获得良好效益之后，越南边民也争相效仿，向在中国的亲戚、朋友讨教如何饲养牲畜。[17]另如两地边民都有采摘古树茶饮茶的习惯，而越南边民的茶叶加工手艺同样也是向中国边民学习的。通常是他们到认识的亲戚、朋友家中学习茶叶的晾晒、揉稔等初加工技术时，以新鲜的茶叶作为报酬表示心意。[18]

　　可以看出，基于跨国熟人关系网络，越南边民更偏好到中国购买生产物资，学习生产技术。在这一过程中，现金酬劳并非是必要的，常常是依据彼此关系及购买物资或通过“以物代酬”的方式作为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