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上海某小区一连6年没人抄水表,也没人缴水费,累计欠缴水费竟直逼200万元。近日供水部门突然宣布采取限制供水措施,造成居民强烈反弹,此事方才进入公众视野。

　　200万元的“天价水费”,当然引发舆论一片哗然;这200万元究竟何去何从,亦将有一场复杂的责任梳理和博弈。但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即便200万水费和居民用水问题最终得到妥善处理,其背后的“历史遗留”之结能否真正解开,“历史责任”能否在当下得到充分承担,都还充满未知数。

　　在这个层面上,一个小区的水费之争,折射出的其实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还有多少类似的“历史遗留问题”在困扰着改革进程、影响着社会生活?而在林林总总的“历史遗留问题”面前,当下之人究竟选择迎难而上、主动揽责,还是退避三舍、绕道而行?

　　显然,不同的选择,将带向迥然的方向。

　　在中国,“历史遗留问题”总被视作一种特殊的存在。尤其改革开放近40年来,变化成为最大的时代特征,历史的演进常常就伴随着前后矛盾与冲突。历史问题往往有其历史背景,而当时代翻到下一页,上一页的观念与做法很可能同新时代格格不入,于是便有了种种“历史遗留问题”。这本是变革的常态——改革本身就是以新代旧的过程,理论上,“历史遗留问题”应当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得以消解。

　　但现实往往不是理论推演的翻版。但凡成为“历史遗留问题”的,大多牵扯着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瓶颈,以及复杂的权责关系和利益纠葛。很多时候,历史遗留问题并不会天然消失,相反,甚至常常随着历史变化逐渐发酵,进而成为影响现实的掣肘和包袱。

　　去年起上海力推“五违四必”综合整治,“拆违”一度被许多地方视作“难中之难”。不同地区当然各有各的难处,但一个类似的情况是,大多数“违建”背后都涉及到不同程度的利益矛盾,甚至合法性冲突,而这些冲突背后,往往带有历史根源。有一位基层地方官员曾向笔者直言,今天要拆的许多“违建”,都是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有的在几十年前非但难言“非法”,甚至还受过提倡。如今历史要翻开这一页,他们当然觉得“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