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如果我们要利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不应该只对中国历史进行理论化研究，还应该看这种理论能不能分析中国的材料和中国的历史。理论只是一种假设，根据中国的材料，我们可以批评这种理论，也可以修改这种理论。若是一种假设不能很好地分析材料，就必须修正，或者应该发展出一个新的理论。 

　　艾兰，1945年生于美国，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伯克利分校学习中文，1974年获博士学位。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后为美国达慕思大学亚洲和中东语言文学系讲席教授，美国古代中国学会会长，美国期刊《古代中国》杂志主编。她研究甲骨文、青铜器、竹简，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长期教授中国古代哲学文献，对中国古代文献、考古、思想和文化方面涉猎颇多。

　　20世纪以来，随着新出土文献的不断刊布，海外中国学渐成国际显学。各国专家学者对新出文献及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信息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发展和多样性。博大精深的中国文明正日益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西方学者如何理解和解析中国古代文明，为此记者采访了美国古代中国学会会长，达慕思大学（Dartmouth College）讲席教授艾兰（Sarah Allan）女士。

　　欧洲文明不是唯一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研究甲骨文、青铜器和竹简的专家，在中国古代哲学文献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汉学，对中国的兴趣是如何产生的呢？

　　艾兰：我的家庭和中国没有关系。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周围还没有中国人，学习汉学完全是出于偶然原因。在高中的时候，我读了一些关于禅宗和道家的书，上大学时又在美术史课程里看到了大量的中国山水画，从此我对中国萌发了兴趣。当时正值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和媒体总是散布中国的负面消息，我对此很怀疑，非常想知道中国的实际状况，所以学习了中文。大学时上了一门中国考古课程，之后就一直对古代中国感兴趣。毕业后，感觉中文还没有学好，又读了博士，对中国的研究算是入了门。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介绍一下您的研究经历。为什么会选择先秦史作为研究的重点？

　　艾兰：1966年，我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我的老师很多都是著名的汉学家，他们中有不少人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读过书，受到过很好的专业训练。我原来想学中国考古，但这种课题很难做，因为当时到中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虽然这样，我还是读了关于中国考古的书，研习了中国古代汉语、文学、美术，还师从卜弼德学习过训诂。卜弼德的兴趣广泛，他的训诂学课程实际上是思想史课程，对我影响很大。1971年，吉德炜来伯克利教书，我也旁听了他的古文字学课程。

　　1972年，我博士还没有毕业，刘殿爵就请我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做讲师，教古代汉语和中国考古，又自学了甲骨文。两年以后，他们又给了我一个正式的教师职位。那时亚非学院中国哲学专业的学者特别有名，我们的关系也很密切，我常与葛瑞汉、谭朴森、刘殿爵在一起探讨学术。我最年轻，跟他们学习了很多。当时学术环境特别好，让人感到很温馨。

　　1981年，李学勤到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当时英国只有我研究甲骨文。我、李学勤、齐文心决定合著《英国所藏甲骨集》。我也向他们学了很多知识，特别是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方面的知识。后来我和李学勤又合作研究欧洲的青铜器收藏，开始每年到中国去，参加了不少由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也去了很多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发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