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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视野、举措与意涵 ——三中全会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启示
2014年06月04日 07:14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作者:郑杭生 邵占鹏 字号

内容摘要: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全局中、在本土自信的高度上来认识。《决定》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举措正是在全局与本土的综合考察下做出的制度安排,展现出了推进力量与规范力量并行、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现实”问题与“目标”问题共思量的鲜明特点。深入领会三中全会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理论视野与实际举措,才能够准确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特定语境、关系结构以及发展方向,领会好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丰富意涵。

关键词: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本土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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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全局中、在本土自信的高度上来认识。《决定》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举措正是在全局与本土的综合考察下做出的制度安排,展现出了推进力量与规范力量并行、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现实”问题与“目标”问题共思量的鲜明特点。深入领会三中全会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理论视野与实际举措,才能够准确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特定语境、关系结构以及发展方向,领会好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丰富意涵。

  关键词: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本土自信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及理论与方法创新研究”(12JJD84001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首次将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提到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高度。以《决定》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文本为基础,全面剖析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理论视野、实际举措与精神意涵,不但有利于正确贯彻落实中央决定、认识它的深远意义,而且有助于破解学界争议、提升中国经验、形成改革共识。

  一、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理论视野

  要想准确地认识中国当前的社会治理体制改革,需要明确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中抓住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理论视野,以避免孤立、片面、盲目地加以理解。

  1.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全局中认识社会治理体制改革 《决定》提出的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部分,也是达成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途径,更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一部分。《决定》中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见,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之间关系密切。脱离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与历史任务、孤立地看待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就会陷入狭隘的局部视野,就会丢失改革的现实根基,就会缺少改革的当下责任与未来方向。

  全面深化改革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旨在“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这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也同样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指向。从概念界定的角度看,“社会治理(social governance)和善治(good governance)的核心点,在于由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共同来治理和管理一个社会。”[1]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就是期望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方面,“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中国社会治理方式的改进以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都是要在这个意义上来实现。

  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与深水区,要跳出过去社会管理中“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历史怪圈,需要正确处理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而不是仅仅在目标和理论层面寻求二者的交集。以往对社会管理中“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中的“管死”与“放乱”的界定过多地局限于社会管理本身,现在则要更多地考虑社会治理体制是否服务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全局,暂时出现的“管死”与“放乱”现象是否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经阶段等问题。这种从发展的眼光、从全局的视野看待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作法正确处理了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有助于跳出过去“计划永远跟不上变化”的泥潭。

  深入理解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与视野,必须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与视野,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的主题,是因为其背后包含了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变化。有学者运用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2]指出,从经济改革到最近的治理转型,中国的国家重建主要是在市场化运动这个单向运动的推动下进行的,然而,进入21 世纪后,国家重建不得不在市场化运动和社会自我保护运动这两个方向相反的“双向运动”的张力中展开,国家需要重新界定它与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3]。这样的理解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不过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的社会自我保护力量能否与市场力量相抗衡、国家力量是站在平衡双向力量的立场还是站在社会力量的立场、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否是对抗的关系等系列问题尚存疑问,回答好这些问题才能够理清中西社会的差异,明确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不同于西方的独特之处。

  总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否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成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社会治理的有效推进,尤其是在改革攻坚期,如何让“社会治理”既推动实际的改革又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是全面深化改革与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共同指向。中国当前的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始终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上进行的,这既是对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背景限定,也是对“在什么意义上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野开拓。脱离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与历史任务,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将失去了立论背景、时代使命与发展方向。

  2. 在本土自信的高度上认识社会治理体制改革 如何改革社会治理体制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热点:一些学者从历史形态的演变(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推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方向与归宿,如“德治”、“合作治理”、“服务型政府”等概念的提出与论述[4];另外一些学者注重挖掘本土资源,强调在社会治理中对传统儒家思想、公私观念和古代治理理论的应用[5]。这两个方面观点各执一词却缺少对话。事实上,当今中国正在经历一系列结构性巨变,这是现代性全球之旅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两股力量交织扭结而产生的现实结果,分析中国社会结构性巨变时必须同时关照全球视野与本土特质这两个维度[6]。

  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正在于此,一方面承认全球现代性进程的历史形态影响,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本土社会转型所带来了复杂因素扭结。过度强调其中一方都会带来严重后果:只强调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全球长波进程,现实的改革目标将成为脱离本土实际的空想,激进的改革不但不会产生有序与活力兼具的社会,反而滋生出更多不稳定因素甚至急剧的社会震荡;只强调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本土特殊脉动,现实的改进举措将缺少适应未来的努力,狭隘的眼界导致难以借鉴全球视野中的成功经验,而且不利于形成全球化进程中的竞争优势。同时关照全球视野与本土特质两个维度,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才能够避免陷入两个极端。过高地估计西方社会治理模式的优势,是对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本土能力的不自信,简单移植西方模式是在用西式蓝图规划中国未来;过高地评判中国古代社会治理思想的现实可行性,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的不自信,盲目崇古是对当下全面深化改革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曲解。

  《决定》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那么,什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呢?《决定》中说,“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在改革社会治理体制的呼声中,我们党综合把握全球视野与本土特质两个维度,借鉴国外成功经验,但更重要的是发挥自身独有优势,指出了党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决定性地位和作用,这就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举措需要在本土自信高度上来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够准确把握三中全会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理论视野与精神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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