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秩序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美国霸权衰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崩溃或解体，中国崛起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新霸权替代老霸权

 　 中国只是在美国越来越难以填补的公共品空白领域，更加主动地担当部分责任

  　这就是维护旧秩序和构建新秩序的混合体，中美两国只能在这个混合体中共存、共建、共治，而不可能将另一方排挤出去

　　世界体系从何处来、向何处去?21世纪的世界秩序具有哪些特征?　中国能否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秩序结合起来，进而获得新的战略机遇期?　本文是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初步思考，抛砖引玉，以期学界同仁指正。

　　世界秩序的必然趋势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笔者最近承担的一个国家重大课题“全球治理”研究，把国际体系和秩序分成三个递进的层次:国际秩序、世界秩序和全球秩序。其中国际秩序，产生于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由大国实力来决定国家之间的秩序和平衡，过去几百年间都是维持着这个秩序。20世纪后半叶开始转向世界秩序，它是各种力量板块之间的平衡，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关系，由一系列国际组织来构成，现在特别体现在发达板块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关系。进入21世纪，全球秩序逐渐显现，其主体是国家和非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有人类和地球的关系。过去这一层面不在国际秩序范围之内。现在北冰洋大部分冰盖已经融化，将来海面上升，大片沿海陆地变成了海面，这就是人类和地球的关系，人类要生活在地球上，必须拯救地球，地球没有了还有什么国际秩序?　所以全球秩序最终要解决人类和地球的关系，换言之，全球秩序必然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500年来形成的“西方中心”秩序

　　从国际秩序到世界秩序的形成经历了500年历史，并非一帆风顺。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1992年正好是500年。500年中间，15世纪有文艺复兴和新航路大发现;16世纪发生了宗教革命和教皇体系解体;17世纪形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大西洋三角

　　贸易;18世纪，欧洲王朝体系解体，世界殖民体系形成;19世纪，东方朝贡体系崩溃的同时世界市场体系形成。每100年都有体系的大变化，都有前100年没有的重大特征，但是每次变化都是欧洲秩序在世界范围内变成更广大的国际秩序，是“西方中心”秩序而不是世界秩序。从人类发展的进程来看，西方中心的国际秩序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把国际关系纳入一定的框架中，以相对稳定的规则和机制加以治理。今后的世界秩序和全球秩序将包含这个国际秩序的大部分合理因素。但是这个秩序的根本缺陷在于排斥了占人类多数的非西方国家。随着世界财富和权力从西方向非西方不断转移、治理主体从大国不断向其他行为体扩散，19—20世纪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和不合理性就暴露出来了。中国就一直被排斥于这个秩序之外。在西方秩序之前，中国曾经是东方朝贡体系的中心，它被西方的炮舰和鸦片拉入西方秩序之中，而且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西方在骨子里一直不认可中国是其秩序的“合法”成员，中国也曾长期不认可西方秩序的“合法性”。这是西方秩序与中国之间与生俱来的相互排斥性。这种排斥性只是在最近30多年里有了重大变化，但是并没有完全消除。这可能是西方把中国崛起看作挑战国际秩序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