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新常态下“为官不为”的成因及对策　

　　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党中央不断加大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治理力度。继“八项规定”之后，又在全党深入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反“四风”，持续重拳反腐等实践。从对公共权力的运用到对党员领导干部个人的食用住行，都进行严格的约束和规范，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尤其是“四个全面”使强作风、有作为和敢担当成为当前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基本准则。一言以蔽之,全面从严成为治党新常态。很显然，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触动且必须要触动更深层次的利益。但“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在此厉治背景下，一些领导干部感叹“为官不易”、“官不聊生”，进而出现了以庸、懒、散为特点的“为官不为”现象，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讲话中郑重强调：“当前，所谓‘为官不易’‘为官不为’问题引起社会关注，要深入分析，搞好正面引导，加强责任追究”。因此，聚焦“为官不为”问题既是对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也是对理论问题的尝试性探索。旨在让部分干部从把为官不易当作“背道反常”、为官不为当作“处事金针”以及“宁愿不做事，也要不出事”当作“升官之道”的错误的思想中彻底纠正过来，还原一个思想进取、干事积极的“愿为、能为、肯为、敢为”的积极工作状态，进而创造一个有利于调动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和谐政治生态环境。

　　不难看出，“新常态”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净化了政治生态环境，营造了一个公平公正的工作氛围，给一些想干事和廉洁自律的干部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空间。另一方面，由于“严”字当头，一些领导干部一时转变不过来、适应不了，出现了消极抵触的心理，“为官不为”依然有蔓延和滋生的势头 。诚然，“全面从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调动积极性，激发活力和干劲。那么为什么会成为一部分干部新的“阻力”呢？究其原因就是全面从严的新常态使得一部分干部主观上因政策误读不敢为、缺乏手段不会为、反腐恐惧不愿为、利益破坏不肯为、激励不够不想为。客观上制度的“真空”与“短板”引起的“为与不为”、“为好与为坏”的边界不清的问题，助长了干部的惰性和严重伤害了积极性。诸如干部的选拔、考核和淘汰制度以及干部的压力与动力平衡机制问题存在漏洞。一些地区和部门选拔干部不严格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公开、公正、公平的选拔；对考核的结果运用不到位，考核制度没有权威性，形同“稻草人”，不能充分发挥激励作用；淘汰机制没有程序、没有原则、没有标准，即使有，也是固守“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桎梏，没有畅通干部交流的渠道，致使“能人不能上，庸人不能下”、“当太平官永远太平”。同时面对新常态，一些干部怕犯错误，工作起来施展不开手脚，感觉压力大是正常的，但我们缺乏对干部的心理疏导、缺乏协调干部工作压力与动力平衡的机制，同时容错和纠错的机制也不到位等，所有这些都是导致党员干部被动消极的原因。

　　针对以上原因，首先，健全价值体系，提升“为官愿为”的思想境界。必须以解决思想问题为根本，以强化党性教育为指导，对照党章要求，用“三严三实”的标准衡量，正确树立党员干部价值体系。其次，以增强“五种意识”为核心，提升“有为有位”的动力。这五种意识分别是：讲政治、求发展，增强大局意识; 讲贡献、尽责任，增强公仆意识；察民情、谋民利，增强民本意识；树正气、守纪律，增强勤廉意识；抓落实、做实事，增强效能意识。再次，以增强“七种能力”为重点，建设一支全面适应新常态的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这七种能力分别是：道德执行力; 任务领悟力；目标计划力；时间管理力；现代办公设备应用力；沟通协调力；适时创新力。最后，构建公正、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任人唯贤、“有为有位”的干部任用选拔制度；“为官有为”、“为官必有则”的考核机制；“能者上庸者下”的淘汰机制；敢于担当的容错和纠错保障机制以及健全人文关怀体系，及时关注干部的心理问题等，积极营造主动作为的氛围，进而从根本上提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