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2月，《新青年》2卷6号刊出了胡适的8首白话诗词，而在他出版于1920年的《尝试集》中，最早标注了写作年份的几首是写于“（民国）五年八月某日”，也就是1916年。不论按哪个时间算，新诗在2017年都已满百年了。10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几乎是不可逾越的界限了，但对于一种语言、一种文类、一种事业来说，可能还刚刚起步。

　　百年的新诗究竟成色几何，成就怎样？我在北师大的课堂上似乎有了答案。我先让学生高声齐诵李白的《将进酒》，之后又让他们一起诵读海子的《祖国（或以梦为马）》，之后又让他们默诵一下屈原的《离骚》，然后我问他们：列位怎么看，三者可不可以放到一起，它们之间是不是气息贯通的，一脉相承的，水准境界是不是在一个层次上？学生们齐声回答说：是。我知道结果会是如此，但我会说，我可什么也没有说，是你们自己说的。“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我藉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千年后如若我再生于祖国的河岸/千年后我再次拥有中国的稻田/和周天子的雪山，天马踢踏/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选择永恒的事业/我的事业，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我必将失败，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这样的语言无法不让人将它放到一个并驾齐驱的位置上，将之与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比肩而立，做为一个见证。 这也是用来抵挡质疑者和反对声音的一个办法。假使我说，新诗已然成熟，写出了传世的诗篇，现代汉语也因之成为了一种伟大的语言，一定会有人说我是在瞎扯和搞笑。但让学生们自己体会，自己说出，便是一种毋须外力压制和扭曲的判断。每当我再读一遍这样的诗篇，我都对现代汉语已然成为了一种可以与古代汉语相媲美的伟大语言深信不疑。

　　说这些，是想给出一个比较客观同时又明确的说法。新诗无愧于这个百年风雨沧桑的砥砺磨洗，它让现代汉语变成了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成熟的、在优雅的同时也充满现代的繁复、冷峻、幽深与复杂的语言。如同罗兰·巴特在评价诗人与诗歌作用时所说，“在莎士比亚、但丁和歌德诞生的时候，英语、意大利语和德语是一个样子，等到他们谢世的时候，又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因为新诗的百年求索，因为时代诗人的创造，现代汉语已经今非昔比，成为了一种可以与世界上一切具有伟大传统的语言比肩而立的语言。

　　中西文化的“宁馨儿”

　　有关新诗成长的话题非常之多，这里只能捡一两个角度来说一说。首先是外来与传统的问题。作为中西文化的“宁馨儿”，新诗的诞生中有一部分就是源自翻译语言，源自外国诗的。“五四”时期的诗人如郭沫若等，甚至喜欢夹杂大量的西文词语。但天然地，它当然也拥有母语的根基与元素。所以，所谓中西交汇、传统与外来的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假问题”，因为它是本然，是无法否认和改变的客观事实，因而也是无需论证的。但在蕴生和成长的过程中，两种基因与元素的互动，却是处于变量之中的。比如在上世纪30年代戴望舒笔下，显然就比“五四”时期的白话诗人更注重传统，他诗歌中对于古典意境、意象的融入，就已经显得非常自然和娴熟，比之1925年前后的李金发，也更像中国诗歌，而不是翻译诗歌。在李金发的《弃妇》中，波德莱尔式的黑暗与幽僻，阴郁与荒寒是非常典型的：“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遂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与鲜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黑夜与蚊虫联步徐来，/越此短墙之角，/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后，/如荒野狂风怒号：/战栗了无数游牧。”仿佛是法国象征派诗人的“硬译版”，李金发的诗中充满了冷硬的现代意象，与中国诗歌的传统之间，显然出于一种出走和断裂的关系。但仅仅数年后戴望舒的诗中，就有了大量的古典意象，如《秋夜思》一篇中，就先后化用了杜甫和李商隐的诗句，来营造其与传统之间绵延与致敬的关系：“谁家动刀尺？/心也需要秋衣。……谁听过那古旧的阳春白雪？/为真知的死者的慰藉，……而断裂的吴丝蜀桐，/仅使人从弦柱间思忆华年。”母语之美和传统神韵的找回，对于新诗的成熟是至为关键的。自兹始，新诗的语言也开始变得老练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