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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实现中学从一国之学向天下之学的过渡，有两种思潮需要警惕。一不可否定“五四”而回到晚清。中源西流之说，虽一度为官学两方的共识，但其自信实为盲目自大，皆因对西学缺乏真正了解和深入研究。二不可唯西方马首是瞻，以为西方文化是普世价值，西方道路是唯一道路，中学只能适应过去，局于一隅，低人一等。我们应执其两端而守中，对西学经典有大致把握，对中学根本有深入了解，在相摩相荡中做到知己知彼

　　从明朝开始，对西方如何理解，中西关系如何安排，历经了巨大的变化。中西始遇之时，中国士人表现出极大的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利玛窦来华后，引起李贽的警觉，他意识到利玛窦企图以西学“易吾周孔之道”，但他以为这是痴人说梦。始论中西学术关系，中国官学两界大都以为西学源于中学，比如，“中原失传而被撰于西人”“西学实源于中法”。清末，清政府战事节节败退，又因西学东渐，遂有张之洞“中体西用”说，试图折中。积之以渐，“五四”时期，西学渐成主导，经学瓦解，成为“国故”，变成有待“整理”的材料。抗战时期有“民族形式”的争论，有人倡导“旧瓶装新酒”，认为酒虽要新酿，但旧瓶还是需要的，这一论点略纠“五四”时期的偏颇。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倡导“中国作风”“中国气派”，风气始有转变。第一次文代会将此经验推向全国，并成为主导，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这之后，西学再次流行，左翼经验及中国传统同时遭受挑战与批判。彼时有“三论”“主体性”云云，又有现代、后现代各种流派，你方唱罢我登场。在此思潮之下，中国传统被视为封建糟粕，西方传统被奉为神明；中国理论弃之如敝屣，西方理论则成为典范；中国传统依西方传统而获得合法性，中国故事成为西方理论的注脚。

　　近年，随着对西学的深入研究、对中学的再认识，加之中西实力消长变化，民族文化自信才逐渐恢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艺界也出现新的创作思潮：部分作家艺术家不是追求西化，而是以各种艺术形式实践以中化西，譬如徐冰的英文方块字、王晓鹰的中国版《理查三世》和王绍军的豫剧版《朱丽小姐》，等等。

　　上世纪80年代，画家徐冰受时代风气影响，批判中国文化，其作品《鬼打墙》《天书》等最为典型。徐冰墨拓长城，拓片成为作品，名为“鬼打墙”。那时，开放是时代主流，长城被视为保守封闭的象征，是“鬼打墙”。徐冰自制刻板，做成一部书，书名是《天书》。书中的字看似汉字，其实不是，貌似“高大上”，其实不知所云。这部作品既代表了彼时徐冰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反映了他的认识水平，也展现出时代的情绪——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天书”——因此引发极大反响。之后，徐冰离开中国前往美国，时时处在中西语言冲突的生活中，态度和认知发生翻转，并尝试英文方块字创作。英文方块字创作基本思路为，汉字与英文结合在一起，单词以汉字结构为结构，英文以汉字模样呈现，貌似汉字，实为英文。徐冰又借鉴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扫盲班”形式，以教学的形式推广英文方块字，有教室、桌椅和黑板等，参观者可尝试书写。晚清以降，西强中弱是基本格局，今渐有变化端倪，徐冰见机而作，以英文方块字的形式呈现出来，可谓新形势下的“造字者”。

　　导演王晓鹰以中国戏曲的方式演绎了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他说：“‘中国版’不仅是由中国国家话剧院之作出品，不仅是中国演员用中国语言演出，更重要的是它试图实现‘莎士比亚与中国’‘话剧与戏曲’以及‘经典与现代’三个层面的高度融合。”王晓鹰或觉与徐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于是请徐冰以英文方块字的形式题写了剧名。在此剧中，中国元素不是猎奇符号、外在标签，没有浮在表面、流于形式，而是深度融合、贴切表现。中国版《理查三世》何以达成如此效果？一方面因为导演、编剧、演员、舞美等勠力同心，以中国方式呈现之，中国方式表演之，中国演剧结构贯穿其中，用中国打击乐伴奏，以中国哲理进行阐释。更重要的，则是因为莎士比亚这部戏在较深层面有反思，容易获得共鸣。理查三世与权贵互相斫杀，颇似春秋时期父子兄弟相残，城头变幻大王旗，国未一统，民不知所从。“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春秋》记录了这些内容并探究了深层次的原因。《理查三世》可以说是朴素的《春秋》，有一些《春秋》蕴含的哲理，莎士比亚因显究隐，具有较深的忧患意识。因此虽是英国历史剧，亦不觉其与我们的历史和文化隔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