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一场名为“70后文本与现代性写作”的研讨会在鲁迅文学院举行，此议题缘起花城出版社不久前推出的“现代性五面孔”丛书第一辑。丛书包括了徐则臣的《古代的黄昏》、李浩的《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张楚的《梵高的火柴》、田耳的《独证菩提》以及东君的《某年某月某先生》等五部短篇小说集。“五面孔”激发了一场关于“70后”作家与“现代性”的热烈讨论。

　　意在拒绝平庸写作

　　何为文学意义上的现代性？为何重提现代性？这些作品在何种意义上体现出了现代性？如何看待中国文学百年来的现代性诉求？研讨会上，徐则臣、李浩、东君、张楚四位作者与施战军、邱华栋、杨庆祥、郭艳、李云雷、李建周等评论家展开对话，从历史成因到现实所指，从概念辨析到文本分析，从世界文学到中国文学，对“现代性”进行了多种向度的阐释。

　　“现代性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我们现在提到现代性多是用作褒义词，尤其是在人文学科很多领域开始反思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在文学中重提现代性，这是需要反思的。”施战军提醒说。他细致分析了五位作家的作品，认为他们虽然都是具有代表性的“70后”作家，但是他们的小说趣味、他们在写作实践中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和表现各不相同。

　　与会者认为，“现代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在当下的提出，和重提“先锋文学”一样，更真切的意义在于拒绝平庸写作，倡导探索性和创新性，呼吁有难度的写作，期待文学新的美学面貌。

　　文学本身就具备天然的“先锋性”，因为它需要创造、需要创新、需要冒险，在时代中具有先觉性和引领性。然而，这些年来，我们在矫正“形式主义”的同时，也轻慢了对艺术性的探索，使得文学创作有明显的同质化倾向，这不仅仅是方法上单一和重复，而是内源于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单一、文学趣味的单调、对生活的理解浅表化以及想象力的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