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汪曾祺，人们经常谈论他的小说和散文，却很少提及他的诗歌。《自画像》　这本诗集的出版正好给我们一个机会，去欣赏并理解这位小说家的诗。

　　笔者对诗歌并无研究，但在翻阅这本诗集时发现，汪曾祺的诗歌实际上和他的小说创作共享着一条创作轨迹。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汪曾祺早年求学于西南联大。那时，现代主义对他的影响甚深。他在1940年代创作的小说就带有非常强烈的意识流色彩。即便是具有现实色彩的作品，如　《落魄》　《鸡鸭名家》，也善于采用现代派小说的技法　(比如叙事视角的频繁转换)。

　　同时期写作的诗歌也深受现代派影响，有的把本不相关的意象黏连在一起，制造陌生化效果：

　　虫鸣声如轻雾，斑斓的谎从容飘落又像浓荫旧处。(《秋辑·落叶松》，1942)

　　有的则用寥寥数行营造难解的意境：生如一条河，梦是一片水。俯首于我半身恍惚的倒影。窗帘上花朵木然萎谢了，

　　我像一张胶片摄两个风景。(《秋辑·私章》，1942)

　　这些现代派新诗既像那时一个忧郁青年的喟叹，也像一个理性诗人对世界的思考。汪曾祺的确把诗写得很“现代”，但读来却不觉生硬。他不靠死学和模仿，而是真正把现代派诗歌的味道和精髓融化在了　自　己笔尖。如果没有十足的才气，很难做到。

　　但是，如果只看到现代派的这一面，就很难全面地理解他。汪曾祺在1980年代凭借　《受戒》　和　《大淖记事》　暴得大名，成为经典作家。这种轰动效应当然和作品本身的成功有关，但值得思考的是：什么样的评价机制定义了这种“成功”？　这就要回到当时的文学环境———对“现代主义”的追捧造成了对汪氏小说的形式要素的承认。很多人看到那个时候汪曾祺的形式实验，就直接把他和1940年代接受的现代主义影响联系在一起，得出“汪曾祺＝现代主义”的结论。而对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相互对立的想象，又在汪曾祺的作品和现实之间拉开了一道距离，把它审美化、人性化。到了今天，用柄谷行人的话说，汪曾祺成了一个“风景”，我们耽溺于这一“风景”，却忘记了它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