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低头看着抓住他臂膀的那只手，就好像这是柬埔寨大屠杀以来对人权最严重的侵害。

　　别人怎么样不好说，但个人而言，我或许只是喜欢听自己喜欢的人事物被谈起。比如某个我欣赏的球员踢了场好球，第二天所有提到他的报纸、网页、podcast，都成了第一等的文学。罗兰·巴特是我最迷恋的文人之一，文化理论也向来是我很热衷的消遣，所以听说有Seventh Function of Language（《语言的第七功能》）这本书，就像中奖一样，更何况洛朗·比内（Laurent Binet）本身就是极好的小说家，上一本HHhH拿过龚古尔首作奖。这本新书预设1980年巴特走在马路上被车撞死实际是谋杀，然后在调查中牵扯出了当时每一个文化理论家。开场不久，侦探调查的第一个对象是福柯，课堂里见到他，还没问什么，这个穿高领的光头就一边说着“我拒绝向任何权力承认我的身份”，一边就要走，被侦探抓住手臂之后，小说家用上面引用的这句话描述福柯的神情。

　　我一下就起劲了，知道这书能带给我多少愉悦，因为它抓住的这根手臂真的是法国知识分子的精髓：浮夸。孟德斯鸠所谓法国人“对轻佻的事严肃，对严肃的事轻佻”。1994年诺曼底登陆前英国士兵拿到一本小册子，里面一条是提醒他们，法国人面红耳赤的时候，其实不是要打架，可能只是在讨论某个抽象问题。生在法国、住在法国的懂事人毛姆，就在某个短篇开头的时候说，要了解法国这个民族，你得懂他们的“panache”，本来指的是骑士头盔上的羽毛，但“它似乎也象征着尊严和狂妄，炫耀和英勇，卖弄和骄傲”，举的例子里面有丰特努瓦的法国人曾经对乔治二世的军队慷慨道，你们先开枪吧，先生们——换句话说，法国人为了帅，可以连命都不要；想起福柯还曾说过艾滋病是政府为了迫害同性恋编造出来的谎言，结果自己就死在这个病上。比内的小说里，文坛的传奇巨星，一个被狗咬死，一个被阉割，都是瞎编的，但读来并不觉得太轻佻，反而感受得到作者对这些人物和他们学说的认真。在某个采访里小说家也提到，他把故事写成侦探小说，是致敬那个法国人会觉得为了思想甚至值得杀人的时代。

　　西西弗不高兴了。

　　凑巧，最近还看了本关于巴特的书，一个意大利人用英文写法国人，89年出的，中文版刚能买到，叫The Three Paradoxes of Roland Barthes（《罗兰·巴特的三个悖论》）。我先是逐字读了英文版——读完明白这本书是写巴特的；后来又买了中文译本，在里面奔突了一阵（用巴特的话说，“阅读是划痕：我往下阅读，跳略，抬头，复又沉浸”），结果发现我懂得更少了。我现在敢提起这本书，一方面是“作者已死”，另一方面我坚信，没有人能吃得准隆巴多女士（Patrizia Lombardo）到底讲了什么，至少不足以指证我在胡说八道。

　　巴特可能是理论史上最潇洒的人物，每次轻描淡写推翻自己，只见瓦砾堆已是新的丰碑。但有一件事比内就很明白：再玄奥飘渺的哲学想法，总有些痕迹让我们辨别出那个哲学家也被一种不太方便的东西纠缠着——叫做人生。《三个悖论》的作者曾经是巴特的学生，对师尊的矛盾、灰心和绝望，特别有体会。“三个悖论”大致是这样：巴特既推崇先锋写作，但又迷恋历史和古典作家；他热爱语言，但又认定语言是吞没自由的元凶；他只写过散文，但在写作生涯的末端却认定散文太实诚，太容易被意识形态招安，一心想写小说。巴特把写作看成三个部分，“语言”是某个时代给作家提供的文字，“风格”是他活到此刻所积累而成的心性，都是给定的，而只有在“写作”这部分，作家才有他的一点自由，能创造些新的东西来，但又立马会被历史、语言、意识形态所吸收、同化、消灭。巴特始终在怕自己的写作被某种体制或系统摁住，这种骨子里不落俗套的人，他的焦虑是我们很难真正感同身受的。一个几乎每篇文章都改变后人对此问题思考方式的作家，《三个悖论》写到最后还把这种工作状态描述为终于推石头推烦了的西西弗，也真是让我有点想笑。但巴特迷人的核心确实就在这样一种极其加缪式的辩证：纵然写作的挣扎一闪就灭了，但我们也只能活在那一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