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代人对契诃夫的回忆

　　【俄】阿·康·科托夫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没有留下详细的生平自传。在他庞大的文学遗产中没有类似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三部曲，或者像柯罗连科的《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这样的自传性作品。因此，同时代人关于契诃夫的回忆录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为人们提供了伟大作家生活和创作的最重要的资料，并且经常作为研究其生平不可或缺的参考。

　　深入生活，形成现实主义风格

　　契诃夫非常善于接触底层人们的生活。据他同时代人和同行医生见证，他之所以没有完全和医学脱离关系，而是一直对医学孜孜以求，是因为医生的工作能帮助他接触最广泛的民众阶层。和契诃夫结交多年的同时代人列举了大量他勇于自我牺牲和大公无私履行一名医生职责的事例。

　　正如许多同时代人所写的那样，《万卡》、《苦闷》、《哀伤》以及其他描写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小说的作者，都是人民生活的顽强研究者。契诃夫曾对当时刚刚步入文坛的捷列绍夫指出，和人民接触是作家唯一可行的道路。他说，“到一千俄里、两千俄里、三千俄里外的地方……你们会了解很多东西，会带回很多故事……一定要沿着铁路到第三等级中去，到普通的民众中去，否则任何有意思的事你们都不会听到。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作家，明天就买张到下诺夫哥罗德的票，从那沿着伏尔加河和卡马河一路走下去……”

　　从契诃夫对年轻的文学工作者的建议中，从契诃夫对一些作家和他们的创作所表现出的兴趣中，还有从他对戏剧和画家的理解中，都显示出其非常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让艺术更大程度地触动人民的生活。这一点从当时刚从事写作的前苏联作家伊·阿·诺维科夫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诺维科夫讲述，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画展上，大家谈论某位将军的肖像画时，契诃夫称赞画家的技艺后说：“但是谁需要它，有什么用？”他在另一幅画前驻足了许久，然后说道：“这就是我想给你们看的画，它很好。”“那幅画是谁画的我不记得了”，诺维科夫写道，“但是即使现在，我眼前还会浮现出一个工厂的厂区，傍晚时分，淡淡的紫色暮霭，一个年轻的工人手里抱着一个孩子。他笨拙、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抱在手里，目光中透出些许温柔，或许有些害羞，他不太想在人面前表现出那丝温柔。这种混合的情感在某个方面和契诃夫的感觉有相似之处。”正像俄国小说家库普林所写的那样，契诃夫“要求作家写出普通的生活情节、叙事简单、没有刻意制造的东西”。他教导作家要勇于尝试文学的新主题和新人物，描写人民真实生活的现象特征。从这个角度也应该明白契诃夫是多么希望青年作家关注那些他们书房之外的主题。

　　契诃夫的作品在争取确立艺术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表达自己对文学的热爱时，在对青年作家们提出要求和指出艺术应该解决的问题时，契诃夫的表现就是一个“艺术的生活真实”的狂热拥护者，也正由此决定了他对文学的热爱。

　　亲自参与排练，注重语言技巧

　　戏剧在契诃夫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契诃夫不仅写剧本，而且亲自参与剧院对剧本的排练。他和剧院的接触最早始于剧院对他早期几个剧本的排练。他与剧院和当时很多著名演员都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当时他的剧本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排演，他和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聂米罗维奇丹钦科以及这个剧院所有的主要演员关系都很亲密。与契诃夫同时代的一些演员和戏剧活动家们证实，他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建立。剧院排演最早的几部戏，契诃夫经常出现在排练场，为一些角色的表演给予指导。他对剧院日常工作的很多细节都很了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道：“他热爱戏剧、了解戏剧、懂得戏剧，当然，是从它最好的方面……他喜欢排练和演出时那种令人紧张的气氛，喜欢艺术家在舞台上的工作，喜欢关注舞台表演和剧院技术问题的一切细节。”从这些回忆录我们能了解契诃夫对他剧本中的一些角色的诠释，以及他对艺术使命的理解。

　　契诃夫是最优秀的修辞大师。他在自己文学界和戏剧界的朋友中一直不懈地宣传语言要质朴，要最大限度地简洁。他对文学家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说：“写作的技巧，其实不是写的技巧，而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技巧。”一直以来契诃夫对语言都很关注，这一点从他对青年作家的手稿所作的修改和提出的意见中都看得出。他要求他们不迁就陈旧的文学规则和表现手法，要求他们寻找有力的、精准的和富有表现力的词语。和他关系亲密的文学家们都证实了契诃夫一直以来对词语的使用是多么的关注。契诃夫要求青年作家随时随地观察生活，同时还要不断地、敏锐地学习语言。库普林写道：“他也在不断地提高自己，随时丰富自己的语言，从谈话中、从词典里、从各种目录里、从学术论文、从宗教书籍中，以使自己的语言更优美，更丰富多彩。这个沉默寡言的人词汇量非常地惊人。”

　　不同资料呈现不同价值

　　同时代人爆料的契诃夫没有写完的故事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很难判断，以后它们可能采用何种形式出现以及契诃夫为什么把它们遗忘了。有可能它们只是即兴作品，契诃夫没有赋予它们任何的文学意义；也可能只是他没有来得及把它们彻底写完，后来它们显得过时了。在1888年10月27日的一封信里，当说到“憋”在脑子里的其他故事时，契诃夫顺便提及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思。他说，这个构思是他很久以前的，还没来得及写完，一些人物就已经过时了。很明显，俄国作家谢格洛夫讲述过的轻松喜剧《催眠的力量》也属于“过时的”构思。契诃夫多次推迟了这部轻松喜剧的创作工作，直到后来完全放弃。但不管怎样，这些没有写完的故事表明作家构思的角度多么宽广，它们是研究契诃夫内心创作活动很好的补充材料。

　　当然，这部同时代人回忆录中所发表的东西，无论从文学意义上，还是就他们提供的了解契诃夫的资料来说，价值都是远远不相同的。一部分文章仅仅只是作者回忆和契诃夫见面情景的简单介绍，有的是写作家生活中一些小插曲。还有一些文章写得更加详细，常常有很多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在回忆录中常会见到作者对契诃夫的某些作品、他的生活和当时的文学现象所作的一些主观上的、但不完全正确的评价。再者，一些回忆录作家无法从精神层面接近契诃夫，不能深入理解时代，而这些却是完整、全面诠释一个作家不可或缺的东西。这些作者为契诃夫的生平提供了一些事实资料。只有和契诃夫拥有相同的艺术追求，明白他在俄罗斯文学史中发挥的作用的那些同时代人，才能为大家呈现出一个真实的契诃夫，才能深刻理解他丰富的精神世界。

　　（本文选自【俄】谢·尼·戈鲁勃夫等编的《同时代人回忆契诃夫》一书，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该书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6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