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期,梅葆玖、陈忠实、杨绛等文化老人相继离世,颇令人唏嘘。就在“六一”儿童节,91岁的理论家李洪林也去世了,但未能引起网友刷屏悼念,大多数人恐怕都不知道他是谁。其实,当年他在《读书》杂志创刊号上发的文章《读书无禁区》,曾振聋发聩。“人民是否有读书的自由”,这种今天看来不言自明的常识,在当年却是开思想解放先河的大胆言论。

　　重读发于1979年的《读书无禁区》,能切实了解那段尘封的历史。李洪林开篇如此写道:“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间,书的命运和一些人的命运一样,都经历了一场浩劫。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书籍,一下子都成为非法的东西,从书店里失踪了。很多藏书的人家,像窝藏土匪的人家一样,被人破门而入,进行搜查……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成了书的监狱。能够‘开放’的,是有数的几本。其余,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通通成了囚犯。谁要看一本被封存的书,真比探监还难。”

　　“文革”结束后,被禁锢的图书,重新见到阳光。1978年春夏之交,以往门庭冷落的书店成了繁荣的市场,顾客的队伍从店内排到店外,他们以空前的热情购买精神食粮。但是,书的禁区还没有完全打开,这个原则问题就是: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李洪林在文中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读书本来无禁区,每个人都应有读书的自由,这是现代文明应有之意,在今天已经不成为问题。但在刚解冻的当年,李先生敢发人所未发,确有过人之勇气,值得后人敬仰。

　　那个“读书无自由”的年代一去不返,如今大家不再缺乏读书的自由,却缺乏读书的兴趣了。时代变化太快,今昔对比,令人感慨万千。现在地铁里捧着书阅读的几乎绝迹,年轻人成了“低头族”,越来越沉迷于碎片化的网络浏览。各种书籍唾手可得,可是真正爱好读书的恐怕并不多。最近因杨绛先生逝世,还引发一些人对钱锺书的争议,有人就认为钱锺书只是记忆过人,如今有一台电脑足矣,无需像他那样博览群书。这种论调很荒唐,但不缺市场,颇有些人觉得靠电脑搜索就够了,哪还需要去读书呢。

　　当下一些被追捧的畅销书,甚至有点匪夷所思。比如电视剧《亲爱的翻译官》正在热播,剧中杨幂饰演一名女翻译,随身携带一册《法语漫谈中国文化》。结果,这本原本冷门的书立即走红,看此书俨然成为时尚。又如热播剧《欢乐颂》中女主角安迪随口一句说喜欢看《集体行动的逻辑》,结果这本冷僻经济学类著作,也迅速登上畅销榜。如此跟风读书的人们,并非真正喜爱读书,更多是随波逐流。

　　英国作家奥威尔在其代表作《一九八四》中,担心书籍将被禁止流传,文化将被禁锢成为一片荒漠。作家赫胥黎在其代表作《美丽新世界》中,却担心人们自发不再读书,“文化将因琐碎而杂草丛生,大众为微不足道的事务痴迷。”以奥威尔和赫胥黎的担心为对照,看看几十年来的历史与现状,某种程度上,他们所担心的先后都成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