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至今已经百年。新诗百年，成绩可观，有目共睹。其中，生命力强的得以流传，生命力弱的被人遗忘，一直维系着生态平衡。我家乡江苏的诗人，为新诗的开拓与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如江阴人刘半农、祖籍溧水生于海门的卞之琳、自称扬州人的朱自清、泰兴人刘延陵、常州人屠岸、武进人严辰、南京人杜谷、沙洲人孙望、吴县人袁水拍等，还有长期在江苏工作的吴奔星、赵瑞蕻、杨苡、臧云远等，都为新诗的成长出过力。

　　我亲身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新诗发展的各个阶段。我是唱着矿工歌谣走向中国诗坛的。1972年春天，在南京双门楼宾馆会见两位随尼克松访华的美国记者时，我向他们朗诵的就是一首矿工歌谣：“矿山红旗高又高，迎着东风得意飘，解放那天插上去，矿工从此直起腰。”两位老外齐声说“OK”。

　　我21岁于淮南煤矿学校毕业后，去徐州贾汪夏桥煤矿报到。那正是煤炭事业的火红年代，站在夏桥的广场上，就能听到远处的开山炮声和周围新矿鸣放的汽笛。为此我写出了《大山欢笑》，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万年煤层打个滚/一山乌金往外冒/……黑宝石/往外跑/满山满谷金光照/一路大声喊/我是煤/我要燃烧”。我把青春献给了煤矿，曾经头顶着37亿吨微山湖水去水下的煤层采风，也曾在哥伦比亚麦德林的广场上朗诵《大山欢笑》，让中国矿山的欢腾，在南美洲苍茫的大地上回旋。那时，我们把矿工比作人间的太阳，把太阳比作宇宙的矿工。因为写煤，我于1959年加入中国作协，1960年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1999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这只是想说明，在新诗百年的70年中，一个煤矿的业余作者，因为坚持深入生活，因为积极歌颂矿工所获得的莫大荣光。当时写诗是有感而发，不为名利，只是想把矿工艰苦的劳动和创造的业绩，从地层深处捧到阳光下，让世人看到。今后，不管煤炭的身价如何，中国500万矿工的奉献，已载入民族复兴的史册，已形成“国家记忆”，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那一时期，一大批工农兵诗歌作者涌向诗坛。如王德安、蔡之湘、吴野、叶庆瑞、毕庆平、丁芒、邓海南、贺东久、葛逊、任红举、宫玺、闫志民、程乐坤等。直到今天，他们大都活跃在诗坛上。那时，我们不仅受到党的培养，还受到诗坛前辈的关怀。1962年，我在夏桥煤矿机电科当实习技术员时，诗人郭小川就曾来信指导和鼓励。散文家吴伯箫还为我的诗集《石炭歌》作序。当今诗坛，就缺乏这种对基层业余作者的关怀指导。最近看到一位诗评家的文章，他对那一时期报刊发表诗作时，常在作者前冠以工人、农民、战士的做法，讥讽地说：“经过历史的筛选和‘减法法则’，那时候风起云涌般的农民诗人、工人诗人和战士诗人，还有谁留在了诗歌史上？”这般武断、刻薄地对待基层作者是不应该的。且不说这种冠名与他们无关，再说他们写诗也不是为了进什么诗歌史。不管到什么时候，生活在基层的工农兵诗歌作者，永远是中国诗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诗百年之后，还要往前走，研讨当今诗坛现状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