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每到年关，返乡笔记凭借社交网络的快速传播总能引爆全民热议，其作者大多为出身农村的知识青年，以充满文学性的笔调书写出自己眼中的乡村图景。然而，也有不少批评意见认为，过于个性化的主观视角和隐含的启蒙姿态限制了作者对当代中国农村更为全面深刻的把握。如何认识、理解和书写当下发展极不平衡而又充满差异性的中国乡村，俨然成为一道时代难题。

　　格非在其新近出版的小说《望春风》中，同样以主人公“我”的“去乡—返乡”作为基本叙事框架，而且在写作的准备阶段，他同样返回家乡做了大量的调查走访工作，这些都使得这本新作看起来与当下流行的返乡笔记颇为相似。但《望春风》的另类之处在于，它虽采取了第一人称的视角，却机敏地避开了过分主观的抒情陷阱，以“我”作为谦卑而又真诚的观察者和记录者，既利用文学经验全景式地呈现人性的真实以及传统乡村有机体内部暗流汹涌的世态人情，又以社会分析的眼光洞察作为生命之根的“故乡”在当代中国的命运浮沉。更为重要的是，“江南三部曲”以庞家玉的孤独逝去沉重收场，而作为后继者的《望春风》却塑造出“春琴”这样一个朝向未来的人物形象。她如同春天的使者，既葆有故乡昔日的秘密，更揭示出人类共同体新的可能性。

　　春琴与“我”

　　故乡的秘密武器

　　小说中的“我”出生于儒里赵村，自小与身为算命先生的父亲相依为命。但是，父亲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其身份被揭发后，遂在村中的便通庵自杀。孤身一人的“我”与村中各色人等打交道，见识人间百态，与春琴发展出相濡以沫的真挚情感。母亲在病逝前，突然派人接“我”前往南京，“我”就这样离开了故乡，却终究未能与母亲谋面。进城之后的“我”困顿潦倒，留守故乡的春琴命途多舛，彼此却始终是对方最后的依靠。

　　“我”的两次返乡皆因春琴而起。第一次返乡缘于春琴的弟弟春生在执行任务时牺牲，已被拆迁的儒里赵村给突然返回的“我”带来了“惊异、恐惧和令人揪心的陌生感”，“犹如一头巨大的动物死后所留下的骸骨，被虫蚁蛀食一空，化为齑粉，让风吹散，仅剩下一片可疑的印记”。加之母亲的去世，“我”终于意识到故乡已经死去，“返乡”的迷梦是多么矫情虚妄。

　　母亲起初活在村里人的讲述中，而后又存在于写给“我”的760封信中。“我”始终期待着母亲能在温暖的春风里返回故乡，但她的去世却彻底切断了“我”与故乡的血脉联系，“不管朝哪个方向眺望，我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亲人”。亲人之外，皆是理性而陌生的“经济人”，他们与村中日渐凋零的老一辈拥有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堪称市场经济哺育出的“新人类”。曾经的故乡沦为一片废墟，相识的故人被封存进各个小区。资本与“新人类”携手并肩，将传统乡村共同体的躯壳和心灵一同埋葬。

　　若小说到此止步，也只是谱写了一曲悼亡故乡的悲歌，抑或仅仅达成对资本的无力批判。但小说的特权正是在不可能中寻觅可能，在既定的命运中寻求突围的“秘密”。《望春风》所怀有的秘密正是春琴，春琴便是让故乡起死回生的秘密武器。

　　“我”的第二次返乡，才是真正意义上对生命之根的回归。春琴因儿子龙冬被强制戒毒愤而绝食，并且与儿媳夏桂秋的关系日益恶化。“我”赶回营救奄奄一息的春琴时，在老友同彬的帮助下，与春琴定居于村中的便通庵。便通庵是商品化时代的“桃花源”。与“江南三部曲”中营构的“桃花源”花家舍相比，便通庵少了些许乌托邦气质，充溢着人间的烟火气。“我”与春琴如同村庄的始祖，便通庵化身为人类社会的最初模型。春琴曾在“我”的耳旁轻声问道：“假如新珍、梅芳、银娣她们都搬了来，兴许就没人赶我们走了。你说，百十年后，这个地方会不会又出现一个大村子？”春琴怀念的是人心与人心的赤裸相见，人情与人情的直接碰撞，人与人之间的具体交往。为此，她宁愿扎根荒凉的故土，也不愿前往大城市南京。几十年的风雨与共换来“我”与春琴的最终结合，而春琴带给“我”的，正是人与人之间全方位的充沛情感。如果说现代社会将个体运送到时时刻刻需要恪守社交礼仪而又无时无刻不在理性算计的交往轨道，那么春琴便是将“我”揪出这个轨道的强大力量。“我”与春琴的结合实属“命中注定”，因为它来自于生命之根的需求和召唤。瞻望四野，“我”终于寻找到心灵的家园，折返回生命的河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