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已成为中国政府的战略选择。2015年11月30日，IMF正式宣布人民币成为SDR篮子货币，并占有10.92%的权重。新的货币篮子从2016年10月1日开始生效，这在人民币迈向国际化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虽然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中国自身经济实力的强大以及外部对人民币的市场需求，但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并没有获得国际法学界的真正关注。与国内法注重维护弱者迥然不同的是，国际法似乎更重视维护大国的利益。其结果是，非金融强国的货币行为难以实现国际化，并经常受到金融强国的指责与冲击。因此，虽然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已初步具备，但如果缺乏完善的国际法律制度支持，从“入篮”到成为国际主要货币仍是难以实现的。实践中，人民币国际化涉及的国际法律问题主要包括四个层次：

　　首先，人民币迈向国际化必将使其与其他国际货币如美元、欧元和日元产生竞争关系，如何使人民币在各种竞争货币中占据有利位置？对货币国际化影响最大的是各国法院的外币债务判决问题。根据各国外币债务判决的实践，法院地货币/违约日规则曾被认为是英美法系外币债务判决的基本原则，并对很多大陆法系国家产生重要影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5年英国的Miliangos案才发生改变。Miliangos案及其后的一系列案件将外币债务判决发展成为：法院可用外国货币作出判决，或按实际支付日的汇率折算成本国货币判决。这一规则已扩大适用于侵权、违约等其他类型的诉讼。但问题是，很多案件经常涉及多种外币，以哪一种外国货币判决，最终的决定权仍掌握在各国法院手中。笔者认为，我国法院系统应结合国际社会的理论与实践，尽量判决以人民币偿付债务，增加人民币的使用量；此外，指引中国的投资人或贸易商在签订合同中将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和偿付货币，将有助于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其次，发展离岸金融，建立两岸四地的“中元区”是人民币迈向国际化的重要一步。离岸金融市场是一国进行货币兑换和调节的重要载体和渠道。考察美元、欧元和日元的国际化路径可知，一种货币走向国际化离不开离岸货币市场的支持。随着中国大陆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大陆作为港澳台“市场提供者”的地位日益增强。特别是在CEPA与ECFA签订之后，两岸四地的经济交往更加深入，人民币被接受的程度也大幅提升。2013年上海自贸区的成立为大陆本土建立离岸金融市场提供了良好契机。照此趋势，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四个经济体内建立“中元区”指日可待。这不仅能增强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定价能力，也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话语权。此外，通过开展离岸业务，我国银行可充分参与到国际金融市场中去，熟悉国际金融规则，提高竞争力，促进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化。

　　再次，人民币的区域化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过渡阶段和关键步骤。人民币在当前还不具备成为全球性国际货币的实力，但在亚洲，人民币已逐渐被其他国家所接受。我国政府应利用这个时机，与其他国家进行制度化的货币合作。近年来中国通过与亚洲一些国家签订货币境外流通双边协定的方式，使人民币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流通成为一种合法行为。但遗憾的是，此类货币互换协定具有很大的任意性，过分依赖于缔约国的政治经济关系。笔者以为，未来我国政府应提高货币互换协定的法律位阶，加强对于协定具体内容的制度化设计，以便人民币能在区域内长期稳定流通。此外，2015年12月成立的亚投行是全球首个由中国主导的多边金融机构，57个成员国中有60%是亚洲国家。中国应充分利用在亚投行的话语权来提升人民币在各成员国的流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