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脉络，不难发现，紧贴现实生活，具有人文关怀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同时又站在一定历史高度，对社会问题与民众生存状态进行理性思索的文学作品，无疑都发扬了中国文艺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现实主义作为重要的文学创作主潮，具有不朽的生命活力，并引领中国现代文学走向繁荣之路。然而有论者却把现实主义曲解为一套教条化的观念和方法体系，甚至将其贴上“落伍”、“平庸”和“保守”的标签。一些作家和艺术家更是鲁莽地宣称要“告别现实主义”，放弃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精神立场的坚守。笔者以为，现实主义应担负用文学推动社会、改造历史、重塑文明形态的责任；根据民族和时代发展需求，创新理念方法，讲好中国故事，以现实主义精神助推文艺高峰，不应被消费主义和庸众趣味挟持，丧失人文性与独立批判性立场。

　　现实主义昭示文学的“人学”本质

　　作为特定的文学思潮和理论，现实主义形成于19世纪的英、法、俄等国，其最大的聚焦点便是文学的真实性问题，但长久以来，一些学者偏颇地认为文学的真实性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原封不动地“克隆”现实，并沉浸其中乐此不疲。殊不知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笼而统之的狭隘概念，现实主义文学能够超越社会生活的潜在层面，对人的生存境况和民族灵魂进行深入审视，冷静观察社会历史、自然环境的演变和人们的心灵现实，从而对社会生活有更深刻的见解。

　　时至今日，仍有一些现实主义“过时论”的悲观论调，但不能否认，现实主义至今葆有生生不息的动力与活力。一方面，现实主义是随时代发展不断调整和拓广的，其所呈现出来的样态（空间拓展、表现手法、表现方式），以及人们对它的理解，与过去典范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有很大不同；另一方面，根本原因在于现实主义深刻昭示了文学的“人学”本质。它意味着挖掘出生活中温润心灵、启迪心灵的真、善、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评论家雷达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现实主义的理解，较多地停留在呼唤写真实、直面现实、干预生活、反对直接的配合性写作上；七八十年代之交，回归现实主义传统，先是把焦点集中在能否说真话、写真实上，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才进入了发现人、关注人、尊重人、人是灵魂的层面。新时期文学30年，最大的成就，也得之于此。”

　　翻阅中外文学史，无论是司马迁、杜甫，还是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列夫·托尔斯泰等人的著作，都揭示出他们对社会生活巨细无遗的观察力、包容力和涵盖力，审视着社会生活中的奥秘与复杂性。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当下的一些作品却与中国现实保持了一定距离，游离于世界交流的大格局、大意识圈外，创作忽视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关切之情，一味追求市场化写作，沉醉在“个人化写作”与“欲望化写作”的圈子中难以自拔，此种作品，何其平庸与琐碎。说到底，现实主义终归是文学迷失于喧嚣、熙攘之后要复归的灵魂栖居地，要使作品表现人们内心世界的深度，提高人们的精神力量，无论现实主义外形如何革新，其文学写作模式都应当对历史关怀、现实观照和未来展望，并对时代文化有所启示和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