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而公用,公开且共享,是图书馆之核心内涵。

　　开篇先从笔者自身亲历的一件事情讲起。就在去年,我到某著名图书馆善本库查阅古籍。刚进入书库,就碰上图书管理员阿姨迎头“盘问”:“你是教授吗?”面对这突如其来且貌似无厘头的问题,我略一迟疑,马上心想自己好歹也是有职称的高校教师,于是答道:“我是副教授”。本以为这五个字便是堂堂正正的理由。不成想阿姨下一句话险些将我雷倒:“我们这里规定不是正教授没资格看善本!”“这算什么理由?图书馆里的书不就是专为读者看的?难道只有教授才能读懂善本?”一连串的怀疑从我的脑海中闪过。不过能看到书才是王道,我只得好话说尽,尽力卖乖,才得以“软化”管理员,终得以一窥善本真容。

　　查完资料归家途中,我不禁想起了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的遭遇。据他在《上学记》里回忆,联大读书时,学校中“所有图书馆全部开架,学生可以自由进书库,愿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待一整天也没人管。有的书看着名字不错就拿出来翻翻,如果觉得没意思,又给搁回去,有的非常感兴趣就借出来,如同浸泡在书的海洋里,那享受真是美好极了。”然而工作后查书却总让他感觉不舒服,“我在历史研究所工作了三十年,做了研究员也不能进书库,要看书的话得在外边填条,然后交给图书馆管理员去拿。有一次我跟管书库的人商量,我只查一个材料,但不知道在哪本书里,你让我进去翻一下,不必来回填条换书,太麻烦了。其实那时候我年纪挺大了,都五十多岁了,他‘恩准’我进去查书,还拿个手电筒,紧盯在我屁股后面,似乎唯恐我在里面偷书,或者搞破坏。这种监视让我觉得异常尴尬,很不舒服。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许多馆室不能入库,先在外面填条,限借三本,也许只给你找出一本来,翻翻可能还不是你想要的。得,这半天等于瞎耽误工夫,翻了一本没用的书,时间就报废了。”

　　那么图书馆到底是作甚用的?众所周知,图书馆是藏书之地,但又不单是藏书之地。毕竟古代便有许多著名的藏书楼。在官方,周有柱下史,汉有天禄阁,唐之四部,清之四库,皆其最著者。至于私人藏书,明清时期,“绛云”、“天一”“疏雨”“芳椒”,殆难悉数。不过,正如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沈祖荣所言:“我国号称文化之邦,惜于图书方面,历患痼疾,只知保守而不能开放,惟皇室贵族与士大夫阶级始有博览群书之机会,平民无与焉。夫图书流通之限制有如是,则教育自无从普遍。因此学术上亦少有竞争之念。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所谓能读书之人,不免养成骄奢之气习,而且所研究之学问,多属空泛,无补于实际。”一言以蔽之,重藏轻用甚至藏而不用,此乃古代藏书机构之特色。故除了极少数精英学者,大部分好学之士俱被挡在书楼之外。

　　借镜西方而来的西方图书馆则不然。公有而公用,公开且共享,是图书馆之核心内涵,读者应“无贵贱、无老幼、无男女、无主仆之别,而皆一视同仁”。藏书亦“无古今、无中外、无派别、无主义,凡当于学术,申于讨论,关于文化者,兼收并蓄,务繁期备。使阅者咸得执其两端,以求厥中”。于是公益藏书与学术研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图书馆成为现代学术体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学术研究不再高高在上,而是逐渐下移,趋于平民化、普及化。难怪号称民国图书“调查家”的许晚成强调“图书馆是学问之府库,智识之源泉,大学之灵魂,学生之参考室,教员之研究室,理论之实验室,万事之问津处,实为无价之宝藏。”经此宝藏而获益之人可谓不胜枚举。鲁迅当年住在北京砖坛胡同六十一号,全身心投入《中国小说史略》编写工作。他室内满堆着线装书,其中一大部分是从京师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等处借来。不消说,鲁迅的这一部巨著,和他附带编就的《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等,都是利用了很多图书馆藏书资源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