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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建华:后真相、公共传播与共同体构建
2019年03月26日 15:03 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作者:冯建华 字号
关键词:公共传播;“后真相”共同体;社会认同

内容摘要:

关键词:公共传播;“后真相”共同体;社会认同

作者简介:

  【摘要】多元共同体是稳定社会的基石。“后真相”带来的传播乱象,加剧了社会的分化与冲突。在“后真相”不时滋长的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的价值日益凸显。一方面,“后真相”带来的消极后果,亟待公共传播反制或纠偏。另一方面,公共传播对推动构建社会共同体、传播共同体与学术共同体,将发挥强基固体的聚合性作用。

  【关键词】公共传播 “后真相”共同体 社会认同

 

  伴随着网络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兴起,“后真相”不时成为一种新的传播现象。无论作为话语还是实践,“后真相”正在冲击既有传播秩序与生态。“后真相”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在瞬息万变的信息与舆论环境中,吸引或影响公众的不再是“客观事实”,而更多是依靠“个人的情感和信念”。这使得公众不再关心或难以找到“真相”,只能根据个人偏好有选择性地接受“真相”,且这个“真相”或很快又被新的“真相”所替代。在如此往复的“新闻反转”或“舆情反转”中,一个个“真相”也就变成了虚虚实实的“后真相”。在一定层面上,“后真相”是媒介赋权导致的传播异化现象,使人的主体性与存在感加速迷失,传播不断偏离其促进沟通与对话的价值本质,从另一个极端走向了它的反面。

  在事实土崩瓦解、“后真相”盛行的信息传播环境下,公共传播的价值日益凸显。在不同的媒介环境中,公共传播的内涵及语用指向有所不同。在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是指多元主体在不同属性媒介构成的开放式传播网络中,围绕公共议题进行信息发布与沟通对话的行为、过程或现象。作为脱胎于大众传播范畴的“旧概念”,公共传播的原初含义在于强化大众传播的公共性。随着信息环境与传播格局的变化,公共传播获得了新意涵,表现出新样态,其演化脉络主线是由“虚”(公共性理念)转“实”(公共实践),从相对可控的传播行为走向多元开放的传播场域(冯建华,2017)。传播主体多元化及传播媒介异质化,是公共传播在新媒体环境下所具有的本质特征。与单向、吸附性的大众传播相比,公共传播呈辐射性网状结构,追求信息传播的多元性、交互性与公共性。

  多元共同体是稳定社会的基石。由于夹裹着重重利益或是非纷争,“后真相”的肆虐蔓延必然加剧社会的分化与冲突。“后真相”带来的消极后果,亟待公共传播反制或纠偏。社会在传播中构建、维系与发展。作为社会基本形态的共同体,已呈现出脱域性、虚拟性、开放性与动态性的特点。公共传播是共同体内部及共同体之间实现有效沟通的重要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共同体发展衍变的方向与稳定度。由此而言,公共传播对推动构建社会共同体、传播共同体与学术共同体可发挥强基固体的聚合性作用。

  公共传播夯实社会共同体

  面对“后真相”带来的传播乱象,我们不由得反思与追问:传播是促进了社会的整合,还是加剧了社会的“离散”?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面对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交相碰撞,传播如何发挥积极作用,而不至于成为一种“负能量”?

  人是类的存在物,共同体是人的历史存在的基本方式。对于人的共同体存在的基础意义,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明确提出,“人的真正的本质是人的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2002:394)。从这个层面上讲,传播的本质意义在于推动构建“人的共同体”,这也是“以人为本”传播观的根本体现。

  社会是人的聚合体,人的聚合组成社会。美国著名社会学家P.贝格尔认为,除开人的活动和人的意识赋予它的以外,社会便一无所有。离开了人,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实在。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社会历史中的一个插曲(转引自谢立中,2008)。作为人类的一种聚集方式,共同体的分化组合,构成了社会形态的基本向面。共同体或者以血缘、地域为基础,或者以精神联系为纽带。任何共同体要成为“社会实在”,其本质必须是“人的共同体”。

  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共同体经历了一个演化过程。在人类第一个轴心时代之前,社会的原始分离状况表明,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意义理念,那是一个“多神的时代”(刘小枫,1998)。近代以来的社会是一个价值分裂和价值多元化的社会, 由此出现了马克斯·韦伯所称的“诸神不和”状况。“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社会生活隐没,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一个超越世界,或者流于个人之间直接关系上的一种博爱。”(马克斯·韦伯,2000:166)这意味着可沟通性已日益成为共同体生存发展的根基,而要提高沟通的层级与成效,其重要前提就是保持共同体的多元性与开放性。

  进入网络社会以后,全球化和信息化进一步改变了共同体对地方的依赖和归属感。在地理和文化疆域日趋模糊的互联网时代,“距离”这个曾经是共同体防御能力中最为可怕最难克服的东西,现在失去了它的大多数意义。因为“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界线再也无法划定,更别说是维持下去了(齐格蒙特·鲍曼,2003)。随着社会生活进入流动的空间,共同体的边界也在不同的语境下被重构。赛博空间最激进的地方在于,它“摧毁了地理符码的法宝”,使之“不再存在地址这样的问题,即使人们看到你处于合适的地点和合适的群体中,你也不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界定自己。”(文森特·莫斯可,2010:86)由此言之,互联网在促进价值多元与信息开放的同时,也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的“离散化”。

  “离散”一词来自希腊语,原先指的是犹太人与亚美尼亚人被逐出家园后那种流离失所的状况。今天,“离散”已经成为一种隐喻,表达的是对文化故土或者原乡的复杂情感,也是对主流社会认可的吁求。当人民越来越以“原子”的方式看待自己,越来越难把所属的政治社会看作是一个共同体,社会的分化乃至分裂便会产生。因而,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如何保持社会秩序及成员们的整合,是讨论共同体的核心问题。共同体的整合不是来自外力,而更多是源自内生的张力。这种张力是基于共同体内部及共同体之间所形成的相互包容而又可沟通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为共同体成员提供存在感和归属感的同时,还赋予其足够的自主性与选择权。

  社会认同是共同体存在的生命基因。没有广泛的认同,共同体会变得有名无实,失去内在的凝聚力。20 世纪60 年代,英国学者亨利·泰弗尔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他把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知晓他/她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且他/她所获得的群体资格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社会认同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受到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制度环境的直接限制,社会认同主要指向的是身份认同和群体认同。而到了网络化时代,个体乃至他们身处其中的群体能够摆脱周围环境的限制,进入广阔的网络空间开展信息沟通,由此形成了“一种无边界、不确定、分延扩散的高级层次”的社会认同(刘少杰,2014:65-66)。这种社会认同显然不是以地域或血缘为基础,已远远超出了外在的身份赋予功能,而是指向更具内在建构性的意义认同。意义认同的过程相对更加复杂,且充满变数,但其一旦形成,也将可能变得更加稳定持久。

  网络社会的开放性加剧了“后真相”的传播,影响了人们的认知与判断,从而给社会认同制造了诸多干扰因素。社会认同的形成只能通过公开的对话,而不是预先制定的社会条款(汪晖,陈燕谷,1998)。在新媒体构造的开放式传播网络中,多元主体获得了更多的渠道与机会进行表达,这为实现“公开的对话”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与可能。而这种可能要最大化地转变为现实,就必须强化公共传播的意识及规则。在新媒体技术构筑的公共平台上,只有将传播纳入公共性实践的轨道,才能更好促进不同社群、阶层之间的沟通与对话,有效消解“后真相”滋生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在更大范围、更深层面凝聚价值共识,实现社会认同。社会认同的底面越大,根基越深,共同体才能真正作为“人的共同体”,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个体与国家之间发挥调适与平衡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传播对于推动构建社会共同体可起到强基固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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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冯建华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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