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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符号学视角中的福柯 ——社会互动与讯息意义
2019年08月16日 11:21 来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作者:李敬 字号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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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传播学领域对福柯的研究兴趣一直持续着,尤其在新媒介技术勃兴的今天,数据库技术的使用对个体社会实践的影响成为讨论的热点。由于福柯思想的艰涩难懂,普遍存在的误读和不恰当的理论应用成为传播学基础研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从传播符号学出发,通过“信息意义”和“社会互动”两大环节可以探寻福柯与传播学研究的理论交集:福柯对“信息撒播”与“社会实践”的理解,与传播符号学形成共鸣;而通过对作为“信息意义”与“社会实践”之内在逻辑通道的“规训技术”的层层解析,则可揭示出传播学对福柯理论的应用研究中所存在的重要问题及原因。

  关键词:传播学/福柯/数据库/规训

  作者简介:李敬,上海社会科学院 新闻研究所,上海 200235 李敬(1977- ),女,安徽合肥人。文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4BXW058);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2013BXW002)。

 

  2016年夏天,汪民安教授的纪录片《福柯》开始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放映,引起学术圈的热烈讨论,甚至也吸引了学术圈之外的目光:季风书店和时代美术馆里熙熙攘攘的观众,有很多来自学术圈之外,他们甚至没有座位也坚持全程站着看完纪录片。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惊讶的景象。这部“纪录片”与其说是纪录片,不如说是纯哲学论文的影像书写,它无关乎任何生动的故事,长达83分钟的片子从头到尾都是在讲述福柯的哲学思想。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逝世已30多年,这位异国的哲学家,究竟以什么激发出人们对他持久的热情?我们看到,福柯的理论越过哲学领域,辐射至诸多人文学科。在知网数据库中,搜索传播学领域对福柯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会出现长达数十页的搜索结果。福柯的理论为传播学研究带来了很好的提问方式,它的总问题可以归纳为:在媒介技术激荡变革的今天,技术与现代主体之间有怎样的相互作用?走出传播效果的路径,转而拷问人本身,这无疑给传播学研究带来了浓厚的人文色彩,并大大拓宽了研究的思路。但令人遗憾且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福柯思想的艰深,对哲学之外的其他学科提出了高难度的理论要求。因此,当下的研究中充斥着对福柯思想的大量误读和碎片化解读以及不恰当、不充分的理论应用。面对如此困境,除了需要对福柯思想本身进行扎实的研究之外,还必须从基本理论框架上探索和把握其与传播学学科之间可能存在的问题交集域,并以此为切入点,抓取出福柯思想中的关键词,阐发它们将给传播学研究带来的新思路。本研究将从传播符号学的路径切入,尝试从传播学的角度给出福柯式的提问,用问题的钥匙打开学科研究的视野。

  一、传播符号学与福柯思想:交集与差异

  约翰·费斯克(John Fisk)把传播宽泛地定义为“借助讯息①而进行的社会互动”,[1]从而根据对待“社会互动”和“讯息意义”的不同态度,把传播学研究分为两大流派:其一是过程学派,即把讯息视作个人与他人之间发生联系的社会互动的媒介,传播便发生于讯息交流的过程之中。其二是符号学派,该学派把讯息理解为个人被确定为社会文化成员,即个体之社会化过程的要素,而讯息本身并没有什么先在的意义,意义只产生于互动的进程中。这是一个动态的结构性实践过程,由讯息生产者、接受者、讯息所支撑的对象、讯息之符号载体的形式等各要素共同完成。符号学派对传播的研究聚焦于文化与文本,分析符号意义的符号学方法为其主要研究方法之一。费斯克以“价值无涉”的方式划分传播学研究学派,从而悬置了美国经验学派和欧洲批判学派的划分方式中所隐含的倾向与价值判断。

  费斯克把传播学的研究问题明确落实为“社会互动”和“讯息意义”两大核心环节,从这里切入,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福柯思想与传播学研究的交集所在。首先,对于“社会互动”,符号学派与过程学派的理解明显不同:社会互动在符号学派这里,并不聚焦于个人与他人发生联系或对他人的行为和情绪产生影响的过程,关注的是个人如何将自身构建为特定文化或社会成员的过程。福柯也对如此这般的社会互动给予了重要关注,他对“个体如何成为主体”的讲述,必然包含了对“个体之主体化”这一进程的反思,而这正是“社会互动”的核心内容。其次,对于“讯息”,过程学派将其看作传播过程中由传播者所发出的有意无意的信号,而符号学派则把讯息放置于符号结构的动态实践进程之中,“讯息的意义”总是实践的结果,它把传播理解为意义生成的过程,颠覆了讯息的传递。在这里,福柯的思想再一次与传播学研究相遇,福柯后期的谱系学考察,聚焦于知识话语之生成与传播的内在机制研究,福柯对于权力关系与知识[2]②话语内在关联的揭示,阐述了“权力—知识”话语是如何渗透进交往关系与其他关系中去的。在知识话语传播扩散的进程中,它获得了真理的地位,可以说,知识传播的实践机制正是知识话语获得真理之意义的进程。当“讯息意义”以“真理”的方式被解读、接受、遵从和实践之际,个体的主体化随之悄然完成。

  福柯之“个体主体化”的社会实践进程,与符号学派对社会互动过程的强调在理论上形成共鸣。费斯克指出,从传播研究方法来看,符号学派抛开了过程学派对线性传播模式的依赖,转而从结构性模式,即各传播要素间的关系来分析意义的生成过程。意义在这种结构性空间中获得动能,走出了作为绝对概念的静止状态,它在由符号所组成的关系网络之间运动。他强调,名词性的意义的说法是不确切的,表意行为(semiosis)更为恰当。[3]46我们可以发现,福柯的话语研究方法(在方法论层面,以考古学为工具)与符号学派有诸多共性。即便是最严肃的、站在真理地位的(人文)科学话语,也被福柯抛回至广袤的人类历史空间中,它不再是一个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对象,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实在的外在对象与所谓的科学的意义绑定在一起,而是在动态的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过程中恢复其作为一个过程的自身。它总是在与其他话语类型的争夺、利用和压制的进程中登上科学的宝座。福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永不间断的斗争图景,它是对静态权威的颠覆,从而彻底抹去了意义的荣光。我们看到,福柯与符号学派的意义生成论相遇了,在符号学派那里,“符号的意义,并不是由现实或经验的特点所决定的,而是由符号系统中相关所指之间的界限所决定的。因此,意义更多是由符号和符号之间的关系来确定,而不是由符号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来确定”。[3]44两者都消解了讯息意义的先验性,坚持把讯息置于动态的、意义生成的进程之中;但福柯又超越了符号学派,意义生成的结构不是福柯最关注的问题。

  在《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中,我们看到,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把两者间最重要的分歧概括为“结构主义者研究可能性,而考古学者研究存在物”。[4]70换言之,结构主义符号学更关注结构本身,即孕育诸多可能性意义的结构性关系;而福柯则把焦点对准结构关系的生成与实践过程。结合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来看,诸如我们所熟悉的使用符号学方法对广告和电视等媒介文本的研究,罗兰·巴尔特对“迷思”(myth)之社会实践功能所做的意识形态解构,以及英国文化研究对媒介文本之社会性使用的分析等等,我们看到,在这些研究中,焦点聚集在意义得以生成的结构性空间中,即:无论是从宏观层面展开的整个社会结构(对整个社会体系中权力与资源之分配的关注),还是从微观上进行对人们日常生活体验的研究,结构主义符号学都试图在意义所赖以形成并活动于其中的“符号—符号”或“文本—受众”的结构性空间中找出隐藏的规则。深层的二元对立关系扩散在文本的符号元素之间或宏观的社会实践中,诸如符号文本利用“男性—女性”“女孩—女人”“丈夫—妻子”等二元关系来构建有关社会性别的共识,这正是意识形态实践的进程。总而言之,探究某种形式的先验条件,即“跨文化的、与历史无关的、确定无意义元素可能性置换的全部空间的抽象规律”[4]69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目标所在。而福柯对此则兴趣寥寥,考古学阶段所讨论的话语构型在其后期的谱系学研究中也被搁置了下来,他的目光转向了结构性运动本身,也即真理意义的实践过程,以及包括传播扩散进程的整个实践运动的内在权力运作机制。这就是福柯的问题:话语如何在与权力的纠缠和联姻中获得其作为意义的真理身份?而对于生成真理的抽象的、共时性的先验形式,福柯却并不追问。确切地说,福柯也并不认为存在某种先验形式,福柯只承认话语所依托的先验条件。[5]他对此的关注也只是维持了一段时间(在考古学时期),后期的福柯已从话语的样态表层潜入话语实践的内部,他要追问的是建构真理的策略性机制是什么?人如何被主体化,即成为作为真理的知识的对象与主体?我们可以说,福柯以更为激进的态度超越了结构主义的视野范围,他认识到语言在社会实践中的使用比语言本身的结构更为重要。

  福柯与传播符号学派在对待“讯息”与“社会互动”的考察方式上发生重要交汇,同时,福柯又超越了符号学派对先验结构的强调,诉诸对生产讯息之意义的知识话语实践过程的考察,而对这个变动不居的过程的考察自然离不开“监控”“规训”等具体的权力策略。福柯对“监控”“规训”和“权力”的表述,可能是传播学研究中引用最多的内容了。在论文数据库中,我们可以搜索到运用福柯理论的大量论文,福柯对权力和规则的思考被广泛运用于传播学领域,比如把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之题名转换为“大众媒介:权力的眼睛”之类的做法屡见不鲜。此外,随着新媒介技术的高速发展,对大数据使用所带来的权力监视社会的讨论也比比皆是。这些观点本身固然有其价值,但遗憾的是,大多数研究都缺乏深度和系统性,碎片化、有选择性的理论抓取和理论切割成为常态。也即是说,对福柯理论的运用往往脱离了其思想的整体语境,这种舍弃面而仅抓取点的做法自然会带来诸多问题,不恰当、不充分的运用和误读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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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敬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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