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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及其传播学意义
2019年10月12日 09:17 来源:《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年第9期 作者:朱振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当下是一个建构“话语体系”的时代,谈话语必谈米歇尔·福柯。由于福柯所从事研究的阶段性,这使得诸多对福柯话语理论的理解和引用仅局限于“话语实践”,把话语看成一个生产主体和社会现实的机器,无视“非话语实践”(或权力)对主体性和社会现实的微观建构。本文将采用历史实证主义的方法,通过对福柯的“话语与权力”思想的文献进行分析,强调福柯的话语和权力是不可分离的,“话语和权力”的互动是理解现实秩序建构的关键。

  关键词

  福柯/话语/权力/话语理论

  作者简介

  朱振明,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对拉美软实力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7YJA860029)的研究成果。

 

  传播学当下是一个“建构话语体系”的时代,逢“话语”必谈福柯。在以《话语与社会变迁》而闻名的英国话语分析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看来,福柯对话语概念及其分析方法的普及做出了贡献,他“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话语’概念的流行,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方法的流行,可以部分地归因于这种影响。”①不过,由于福柯的研究存在着阶段性——前期的考古学更多强调话语形成的规则性与条件——后期的系谱学更关注话语历史性中权力的作用,致使诸多对福柯话语理论的引用只关注话语的“话语实践”特征,把话语看成一个生产主体和社会现实的机器,而无视“权力”对主体性和社会现实的微观建构。本文将采用历史实证主义的方法,通过对福柯的“话语与权力”思想的文献分析,强调福柯的话语和权力是不可分离的,“话语和权力”的互动是理解现实秩序建构的关键。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是福柯的思维理路;第二是福柯话语的界定与分析;第三是福柯权力的界定与特征;第四是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关系;最后是福柯“话语与权力”思想的传播学意义。

  一、福柯的思维理路

  (一)哲学的作用

  康德的《什么是启蒙?》是福柯“当下哲学”的重要依据。在康德看来,启蒙就是人类用自己的理智摆脱自己所加之于自身的不成熟状态。福柯认为,“康德的作品是第一次一个哲学家从内部紧密地把自己作品的认识意义、对历史的反思与特殊时刻的特殊分析联系在一起。对作为历史差异的‘今天’的反思以及把‘今天’作为一种特殊哲学任务主旋律的思考是‘什么是启蒙’的新颖之处。”②早在1967年,福柯在尼采的影响下就指出,“哲学的作用是分析作用。实际上,哲学已经不是去喜欢说永久存在的东西。[现在],哲学拥有更艰难和难以捕获的任务:去说发生的事情。”③于是在福柯处,哲学的任务不但是要分析过去被我们合理化的现实,而且还要超越这种合理化过程所带的限制,生产新的主体。福柯所做的批判“不是去寻找具有普世价值的形式结构,而是对一些事件的历史研究,这些事件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成为我们的所做、所思与所说东西的主体。”④这体现于福柯对三种实践的研究:以主客体关系为特征的知识领域的话语实践、以主体间关系为特征的权力领域的非话语实践、以主体与自我关系为特征的伦理领域的伦理实践。

  (二)解构的认识论

  一方面,福柯深受德国哲学家尼采的系谱学以及法国哲学家巴什拉、格鲁特、康吉莱姆等人影响。沿袭尼采,福柯解构了传统的单一的、线性的、宏大的历史,继尼采的“上帝之死”后,提出了“人之死”,这种观念意味西方哲学史上的宏大或大写“理性”或大写的形而上学“主体”的消失,即作为主体的人不再是空洞的存在,而是具有实实在在地生活、工作、言说等实证性的存在。福柯对历史性的认知集中在断裂和非连续性之上,摒弃了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的合理化(或单数的、大写合理性)认识,转向对人类社会的、具体的或复数的“合理性”的关注,强调“经验”成了新的主体性建构的主要场所。从“经验”(如疯癫、性等)角度出发,“福柯把自己的作品界定为一种‘思维的批判史’,对它的理解表现为对‘体验焦点’的分析,该分析把‘可能知识的形式’、‘个体行为的规范模式’以及‘主体的可能存在方式’构合在一起。这种分析策略体现在:首先,涉及‘话语实践’,话语实践依据真实与虚假间的游戏来构成和组织可能的认识形式;其次,用权力、技术以及对他者行为的引导程序来研究行为的规范模式;最后,研究个体通过‘自我实用主义’或自我关系技术实现主体化的形式。”⑤从巴什拉等人那里,福柯也认识到人类思想的轨迹不是线性的,而是具有非连续特征;在宏大的思想连续性下面、在精神的宏大与均质化表象下面、在科学的顽强变迁下面,看到了断裂的介入。⑥于是,在福柯那里,话语的条件性和非话语实践的构建性成了其研究的兴趣点。

  另一方面,福柯还从尼采那里了解到:“我们被过程、运动和力量所贯穿;我们不知道这些过程和这些力量,哲学的作用无疑就是分析这些力量,分析它的现状。”⑦在这种认识论的背景下,福柯避开业已存在的从生产关系和意义关系来理解主体的路径,从权力关系出发来分析主体化的过程。不过福柯提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基于法律与制度模式上的权力,扩大了权力的界定维度,从可让度的、单向传播的权力观转向了相互作用的权力关系。也就是这让复杂的权力关系与知识和话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总之,福柯既不打算从所有事件与所有可能的道德行为中提出普世的结构,而是处理讲述我们所思、所说与所做的话语,并把它们当做另类的历史事件来处理;也不打算从“我们是什么”的形式出发来推导我们不可能认识或做的东西,而是从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偶然性中提炼出不再像现在这样存在、做与思考的可能性。⑧

  (三)考古-系谱学方法论

  福柯主要采用了体现话语生成的、表现为解析话语生成条件的历史横向维度的考古学,以及解析权力与知识/话语间互动关系的历史纵向维度的系谱学,即权力关系如何作为知识形式和主体性形式的模具来发挥作用。具体地,“考古学更多是这样一种研究,其试图寻找认识和理论成为可能的原因;根据何种秩序空间,知识才得以形成;依据何种历史先验并在何种实证性元素中观念(Idées)才可能出现,科学才得以构成,哲学中的体验才得以表现,合理性才得以形成、解体和快速消失。”⑨虽然,考古学分析对象主要是科学话语,但这种方法也可以用于其他领域,因为“考古学试图描述的不是具体结构中的科学,而是不同的知识领域。”⑩福柯的“系谱学”也不是一门学科,也是一个研究领域,其“绝不是为了追溯过去,重建历史叙事的连续性,而是从多元性、扩散、偶然性等出发,去恢复特殊性的事件”。(11)对福柯而言,系谱学作为对起源的分析,其存在于身体和历史的构合之中,进行系谱学研究就必须显示浸淫于历史的身体又要把历史看成身体的解构者。(12)“系谱学”分析试图重构知识与认识对象及认识主体发生关系的方法,展示知识、权力、主体、客体等在纵向上互动关系的历史性。考古学更多出现在福柯20世纪60年代的著作中;在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转向了系谱学,福柯的研究从对“认识型”的关注转向了对话语体制历史决定性的研究。

  (四)福柯的问题化

  在了解福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后,有必要认识福柯是如何选择并形成自己的研究问题,即“问题化”。在福柯看来,思维是一种历史事实,因此有自己的历史。(13)福柯于是把自己的工作定位为“思维的批判史”,致力于研究思维的问题构建方式以及为回应这些问题所实施的策略。在“思维史”框架下,福柯的“问题化”不是去再现一个早已存在的对象,也不是通过话语来创造一个不存在的对象,而是“一套话语或非话语实践,这些实践让某物进入真实-虚假的游戏中,把它构建为思考的对象。”(14)如自古典时期开始,通过理性话语,即科学与非科学、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非道德的区分,借助管理与纪律程序,人被赋予一定的秩序,在此实践中出现了作为研究问题的“疯癫”(理性/非理性)、“性欲”(道德/非道德)、“疾病”(科学/非科学)等话语。在《疯癫史》中,问题是了知“疯癫”如何、为何在某个既定时刻通过一定的制度实践和认识机器被构建成要研究的问题。同样,《规训与惩罚》的“问题构建”分析的是,18与19世纪之交借助惩罚实践和惩治机构来实现的犯罪与惩罚关系的变化,以显示“处罚由技术和策略阅读格栅代替了法律格栅”(15);在《诊所的诞生》中,福柯又努力展示在医疗机构中,一种解剖-病理学知识如何发展起来(如新的客体、新的概念、新的陈述规则、新的话语实践等出现),并为一种具有丰富科学生产性的医学奠定了基础。(16)因此,福柯的工作更多被描述为对与某个既定时期相对应的“问题化”一般形式的研究,研究“问题化”的形式就是在(问题的)特殊的历史形式中来探讨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的分析方法。由于话语实践/非话语实践是结构“问题化”的主要手段,因此“话语”和“权力”便成了理解福柯思想的重要理论工具。

作者简介

姓名:朱振明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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