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新闻传播学 >> 传播学
“在媒介之世存有”:麦克卢汉与技术现象学
2019年11月18日 09:18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0期 作者:戴宇辰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长久以来,学界对于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理解仍然是晦暗不明的。一方面,存在着主流学界公认的“技术决定论”传统;另一方面,也兴起了诸如“媒介环境学”视角下重新解读麦克卢汉的热潮。麦克卢汉的“图形/背景”分析模型以及“媒介四元律”等核心理论也被研究者忽视。借助“意向性”这一关键概念分析可以发现,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展现的是“人-媒介-世界”的意向性结构分析,从而实现了其与从海德格尔到唐·伊德的技术现象学分析路径对话的可能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正是海德格尔技术分析发展到极致的产物。

  关键词:

  麦克卢汉/图形/背景/媒介四元律/技术现象学/意向性

  作者简介:

  戴宇辰,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讲师。

 

  长久以来,学界对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媒介理论的理解仍然是晦暗不明的。一方面,存在着主流学界公认的“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传统,将麦克卢汉、英尼斯(Harold Innis)归于一派,强调媒介处于塑造社会发展逻辑的地位,以“自身的偏向”决定社会形态的变化。①我们也很容易从麦克卢汉的一些著名“论断”中——例如,“媒介即信息”(Media ismessage)——得出其蕴含的技术决定论意味: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真正有价值的不是媒介所传达的内容,而是社会所采用的媒介技术本身,以及它所开创的交往的新形式。在此种理论视角下,麦克卢汉的理论很快被视为“粗暴、简单的”媒介一元论,批评也随之纷至沓来。媒介史学家切特罗姆就指责麦克卢汉“虽然想通过传播媒介追踪人类文化的发展,但他的历史学却难以置信地缺乏真正的人民”③。大卫·斯金纳(David Skinner)则认为麦克卢汉的史学“完全低估了人类的能力。对于他来说,人类只不过是技术这种神秘力量的对象”。④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三次“麦克卢汉热”⑤的相继出现,也有部分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对早先的“技术决定论”判断有所修正。特别是第三次“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研究兴起之后,有学者已经自觉地批评早先对于麦克卢汉思想的固化认识。像莱文森(Paul Levinson)就在《软利器》(The Soft Edge)中将技术决定论区分为“硬性决定论”(hard determinism)与“软性决定论”(soft determinism):硬性决定论认为媒介具有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影响;相反,软性决定论认为媒介只是使得诸种事件得以可能;当然,这些事件可能会同时被其他因素所影响,诸如有意识的人类行动,等等。⑥对于莱文森来说,麦克卢汉的理论倾向显然是“软性决定论”的。与此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等人,在其编著的《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一书中,麦克卢汉就被视为“媒介环境学的教父”,并且强调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反对的正是“线性的因果关系”。⑦

  这种差异与争论很大程度上也源于麦克卢汉写作方式本身的问题。事实上,麦克卢汉在著作中时常采用的是格言警句式的修辞方式,对于问题的分析往往不给予严密的逻辑推演,甚至直接将结论摆在读者面前供读者自身体会。Michale Heim不无尖刻地批评道:“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跳进火山口而麦克卢汉跳进他描述中随机的、零碎的世界。”⑧但是也有学者在麦克卢汉的只言片语中领会到了他深刻的思辨内容,近年兴起的“客体导向本体论”(object-oriented-ontology)代表人物Graham Harman就将麦克卢汉称为一位哲学家,是当代思想界中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Harman甚至用了“作为哲学家的麦克卢汉”(McLuhan as Philosopher)这样的标题发表演讲,在他看来,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应当获得哲学本体论的地位:“我想向你们阐释麦克卢汉是有巨大价值的一位哲学人物,这并不是因为麦克卢汉不仅仅只是一位媒介理论家,而是因为哲学最终仅仅只是媒介理论。”⑨

  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是一种哲学体系吗?答案似乎悬而未决:即使在麦氏诸如“媒介即人的延伸”(Media is an extension of man)之类的警句中也不免渗透着现象学(phenomenology)的理论视野。像技术现象学家唐·伊德(Don Ihde)区分的“人-技术-世界”四类关系中“具身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就与麦克卢汉的理论有诸多耦合。⑩这种模糊的不确定性更为麦克卢汉的理论增添了几笔阴影。基于此,本文旨在从技术现象学的视角出发,重新回到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中去,检视至今仍未被详实理解的理论内核,从而发掘其蕴含的技术现象学内涵。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体解剖是理解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本文认为,麦克卢汉的理论也必须被放置在新的历史性范畴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一、图形/背景:麦克卢汉论福尔摩斯

  由于是文学理论出身,在麦克卢汉的理论著作中常常出现文学作家并不显得奇怪,像马克·吐温、奥威尔、乔伊斯、福楼拜等人就常常出现在他的文本之上。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文学作家及其作品之中,麦克卢汉似乎对柯南道尔塑造的“大侦探福尔摩斯”有着别样的青睐,我们先来看看几处比较典型的引证:在1951年出版的《机械新娘》(The Mechanical Bride)中,麦克卢汉以“从达·芬奇到福尔摩斯”(From Da Vinci to Holmes)为标题撰写了其中的一章;在1967年为《探索》(Explorations)撰写的论文中,有一节的标题为“福尔摩斯对官僚主义者”(Sherlock Holmes VS The Bureaucrat);到了1972年,在与Barrington Nevitt合著的《把握今天:退出的执行官》(Take Today:The Executive as Dropout),麦克卢汉再次在“猎人与侦探:姿态与伪装”(Man Hunter and Sleuth:Posture and Imposture)一节中分析了福尔摩斯。

  作为一名侦探,福尔摩斯的哪点品质让麦克卢汉找到了共鸣,以至于在自己对于媒介理论的分析中不遗余力地提及?在《机械新娘》中,麦克卢汉把福尔摩斯定义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侦探”,因为“他体现了一种态度,一种面对模糊不清、令人困惑的情况时的个人策略”。(11)为了说明福尔摩斯的现代意义,麦克卢汉提到了艾伦·坡笔下的侦探杜宾(Dubin),他特意用“detective”和“sleuth”两个相近的英文(均为侦探意义)来区别杜宾和福尔摩斯。杜宾是古典意义上的侦探,他只是一位“鉴赏家”(aesthete)而非福尔摩斯式的“猎人”(man-hunter)。猎人具备的是“对于现场无止境的细查以及对于谋杀形而上似的兴奋”。(12)在“福尔摩斯对官僚主义者”中,麦克卢汉对于福尔摩斯的现代意义有了更详细的解释:

  福尔摩斯是直觉性天才的典型……对于他的头脑来说,情境完全是整体的,是无所不包的统一体。在福尔摩斯看来,情境的每一个面相,每一个元素都具有整体的相关性。没有什么是无关的细节。在一个有机的复合体中,各个部分拥有总体相关性,而非单纯的与整体的关联。(13)

  很显然,麦克卢汉欣赏的是福尔摩斯“方法论”(methodological)的优势:福尔摩斯从来不孤立看待情境中的诸种细节,而是将细节放置于它所置于的整体之中来考察。而在本节中被置于福尔摩斯反面的是“官僚主义者”(bureaucrat),他们的技术恰恰是“序列性的、切割的和细目化的”,他们“在线性的时空序列中寻找直接的原因,从来不梦想着总体性以及细节的相关性”。(14)

  进一步来看,福尔摩斯与官僚主义者的对比牵涉到如何把握细节/整体这两个元素。麦克卢汉对福尔摩斯的讨论并非“一时兴起”,而是隐秘地指涉了自己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图形(figure)与背景(ground),(15)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两个概念时常被学界忽略)。根据麦克卢汉自己的说法,他对图形/背景二元组的使用借自Edgar Rubin的“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任何情境包含着注目处(areas of attention)(图形)和更大的非注目处(areas of inattention)(背景),有意识的图形只能在非意识的背景中得到理解。与麦克卢汉推崇的福尔摩斯相比,官僚主义者的失误之处在于,他们将情境切分为细目化的图形,所以无法像福尔摩斯一样通过理解图形/背景之间的互动而得到情境的关键信息。用麦克卢汉的话来说,他们眼中“只有图形没有背景”(all figures and no ground)。而且,麦克卢汉更感兴趣的是图形/背景之间是如何交互(interplay):

  诸种图形由背景中出现,又退却至背景中。背景的构型包含了所有可用的图形。例如,在一场讲座中,注意力将会从演讲者的话语转到他的姿态,转到会场的光线或者街上的路灯,转到椅子的舒适度或者记忆中的场景、联想、味道。每一个新图形的出现将其余图形置换(displace)入背景。(16)

  在图形/背景的交互中,麦克卢汉强调的是背景的优先性,甚至于是“背景重塑图形”(ground remakes figure)。“在事物的秩序中,背景首先出现而图形在之后产生。”(18)但是这一切是建立在人与世界无中介的关系的前提之上。在媒介技术兴起以后,人与世界开始以媒介为中介展开互动,麦克卢汉认为出现的是一种由技术产生的“视觉空间”(visual space),它将事物化约为抽象的元素,将图形与其相伴的背景剥离。这样,在使用技术的过程中,人类完全沉迷于具体的图形之中而忽略背景:“我们视觉感知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分离图形和背景。”他举了字母表的出现作为例子:

  当那些可见的字母终止将自己置入思维的对象,它也成为一种消解其概念的(被压抑的和阈下的)感知。对于读者来说,字母表将感知(percept)与概念(concept)相分离,其带来相关影响在于它使得概念变得独立,使它成为没有意识性背景的一个图形(a figure without a conscious ground)。(19)

  麦克卢汉对于技术的看法显然与海德格尔对于现代技术的批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海德格尔把现代技术的本质看作是一种对人的一种促逼(herausfordern),它以特定的强制结构将人集置(ge-stell),“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寸物来解蔽”,(20)如此一来,世界的某一部分被解蔽出来,而另一部分则被遮蔽了。简而言之,技术强迫人以唯一方式解蔽自然,人在对技术的应用中同时解蔽/遮蔽了世界的样貌。出人意料的是,麦克卢汉似乎对海德格尔现象学路径有着批评,他认为海德格尔没有意识到“它(背景)的结构是完全取决于其与图形之间的交互”,因此,海德格尔只是将注意力从图形转到了背景,在他的现象学中“不存在任何图形与背景的交互”(no sense of interplay between figure and ground)。(21)

  理解麦克卢汉以图形/背景模型对海德格尔的批评也促使我们必须“现象学化”麦克卢汉。像Ralon和Vieta认为麦克卢汉“混淆了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现象学(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和萨特的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22)之类的结论显然是不准确的。这里的问题是:(1)图形/背景模型与现象学究竟是何种联系;(2)麦克卢汉在哪个层面批评了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的现象学讨论。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我将在下节中引入“意向性”(intentionality)这一现象学关键概念。

作者简介

姓名:戴宇辰 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赛)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