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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偏见及“聚合的奇迹” ——从“后真相”概念说起
2019年12月24日 09:52 来源:《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1期 作者:郭小安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理解“后真相”的关键点不能仅仅局限于情感与事实孰轻孰重,而应将情感与理性的关系置于历史长河中,并对不同的政治生态下情感的功能进行比较分析,对其合理定位,才能把握其实质。事实上,在西方民主选举过程中,选民的情绪、偏见和无知乃是常态,虽然看似荒谬,却在相互博弈中实现了“情感补偿”,形成了“隐形”的权力分散机制,产生了“聚合的奇迹”效果。中国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化表达虽然具备“后真相”的某些外在特征,却与西方国家的逻辑有所不同,它源于理性化不足的“倒逼”效应,情感被视为一种可动员的社会资源。因此,情感并不是事实的对立面,它是认知心理和理性系统的构成要件,是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的一种资源。我们需要辩证看待情感之“隐藏”功能,以此来洞察人性,把握社会政治生态的“变”与“不变”之规律。

  关 键 词:

  “后真相”/公共舆论/情绪/偏见/“聚合的奇迹”

  作者简介:

  郭小安,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guoxiaoan2004@126.com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网络时代共意性社会运动的媒介动员机制研究”(批准号:15BXW041)的阶段性成果。

 

  我们是否进入了“后真相”时代?早在1992年,美国《国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海湾战争的文章《后真相及其后果》(Post-truth and Its Consequences),首次使用了“后真相”一词,并赋予其“情绪的影响力超越事实”的含义,但该词在当时并未引起注意。此后,“后真相”一词虽然屡被提及,也并没有产生多大的社会反响。2004年,美国传播学者拉尔夫·凯伊斯(Ralph Keyes)阐释了“后真相”的哲学内涵,认为后真相时代是“模糊的陈述,模棱两可将成为未来一种新的真实观。”(Keyes,2004)2012年,英德拉吉·帕玛尔(Indejeet Parmar)提出了“后真相政治”的概念,揭示了总统竞选中的谎言、公共舆论与政策讨论相背离的事实(Parmar,2012)。直到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特朗普上台两大事件促使“后真相”一词迅速走红,使用频度增长了2000%,而特朗普被认为是“后真相”时代的代表性人物,虽然他经常攻击一些主流媒体报道“假新闻”,但似乎他本人也并不在意什么是真实的,他的选民也不在意(张之琪,2017)。2016年11月,《牛津词典》将“post-truth”评为英语世界其年度热词,揭示了社交媒体时代情感比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现象。对此,牛津词典总裁卡斯帕·格拉思沃尔解释道,过去的2016年被极具争议性的政治和社会舆论主导,“后真相”当选2016年度热词并不意外。经由《牛津词典》热词评选的发酵与推波助澜,“后真相”迅速成为热点议题。围绕“后真相”现象,域外学术界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政治选举中的公共舆论、社交媒体、新闻伦理等方面。亚当·库哈尔斯基(Adam Kucharski)通过分析社交媒体的技术特点发现,后真相时代的虚假新闻和“回音室”效应有关(Kucharski,2016);梅雷迪思·莱文(Meredith Levine)主张借鉴心理学通行的“金水法则”来规范后真相时代的新闻伦理(Levine,2017);尤恩·斯皮德与罗素·曼尼恩(Ewen Speed & Russell Mannion,2017)视“后真相”为民粹主义运动,指出后真相政治尝试利用社交媒体作为喉舌,通过制造“假新闻”来煽动恐惧和仇恨的“他者”(Speed & Mannion,2017);曼纽尔·阿里亚斯-马尔多纳多(Manuel Arias-Maldonado)指出社交网络本身就是一种情感驱动的平台,促进人们建构了志同道合的“道德部落”,改变了政治行动者和公民的相互联系(Arias-Maldonado,2017)。

  或许是受2016年“post-truth”成为英文世界热词的影响,“后真相”概念亦随即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成为2017年新闻传播学十大新鲜话题之一(陈力丹,王敏,2018)。尽管“后真相”概念在西方语境下主要是围绕政治选举而展开,但在其成为年度热词后,国内的相关研究呈现繁荣之势,研究议题扩散到各个领域:或追溯其哲学基础(汪行福,2017,张庆园,程雯卿,2018),或进行现实关照,从政治生态(胡泳,2017)、社会信任(全燕,2017)、话语体系(於红梅,潘忠党,2018)、政治传播(史安斌,杨云康,2017)到公共治理(陈忠,2017),从新闻业(胡翼青,2017)、新闻真实(周睿鸣,刘于思,2017)、网络谣言(李彪,喻国明,2018)到民粹主义(邹诗鹏,2017)。还有学者把社交媒体的传播技术与“后真相”联系起来,认为“算法推荐”技术与“群体极化”“信息茧房”“回音室”“过滤泡效应”存在天然的联系,导致公众产生认知偏见,造成群内认同、群际冲突的现象(彭兰,2018)。

  在“拿来主义”的研究热潮下,“后真相”概念亦被界定为我国当前社交媒体时代的某种社会病症和社会文化异化现象,这一新颖时髦的词语似乎非常契合研究者们分析某些网络热点事件中网民情绪化的理论诉求。然而,理解“后真相”的关键点不能局限于情感与事实孰轻孰重,而应将情感与理性的关系置于历史的长河中,对不同的政治生态系统下情感的功能给予合理定位,才能把握“后真相”概念的实质内容。

  一、西方民主选举中选民的情感、偏见及隐藏功能

  政治参与被看作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但现实中,由于受规模、技术、理性等因素制约,民主政治只能借助中介性组织来实施,除政治选举外,公众一般不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而是委托各种中介性组织如政党、议会、利益集团等代为行使权力。议会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因此被视为西方民主的三大支柱。其中,只有选举才和公民参与直接相关,正因为此,佩特曼(卡罗尔·佩特曼,1970/2006)认为周期性选举是真正体现西方民主的关键所在,是“民主的标准和底线”。精英民主理论家代表人物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直言,“民主政治只能是人民有机会接收或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熊彼特,1942/1999:415)。在熊彼特的笔下,民主就是“某些人通过竞取人民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熊彼特,1942/1999:337)。

  既然西方民主主要围绕政治选举而展开,能否获得公共舆论的支持是其成败之关键,“选举与其说是人民的统治,不如说是舆论的统治。”(乔·萨托利,1987/1993:98)随着大众媒介影响力的不断增强,成为影响舆论最直接和最主要的手段,改变了原有政治的逻辑。班尼特和恩特曼(Bannett & Entman)曾在2001年提出“政治中介化”(Mediated Politics)的概念。所谓政治中介化,是指政治已经丧失其自主性,开始依赖大众媒介的中心功能,并持续被大众媒介所形塑的现象,“中介的政治传播已成为当今民主中政治与公共生活的中心。”(Bannett & Entman,2001:247)在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眼里,大众媒体和代议民主通通被纳入为工业化时代理性化产物,他把工业时代特征概括为: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集权化,并认为“这些相互联系的原则,组成了工业化文明的法则,统筹安排了千百万人的行动,影响着分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托夫勒,1980/1983:7)因此,理性、客观、中立、程序化、规范化等价值被认为是好民主、好新闻的根本保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每次民主选举,公众会如此看重各大机构所提供的数据分析,事实上,新闻机构以及专门从事调查分析的学术机构,所从事的数据收集和分析都是严格按照教科书式的方式来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说,他们获得的数据没有弄虚作假,是真实有效的(蓝江,2017)。

  20世纪70年代,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等人借助“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开启了民主政治的理性分析范式。以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学者,把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假设移植到政治领域,将经济市场上的交易分析扩展到政治投票领域,他们认为政治过程和经济过程一样,其基础是交易动机、交易行为,政治的本质是利益的交换,提出了诸多颇具影响的理论如“俱乐部理论”“用脚投票”“公地悲剧”等,从而实现了理性法则的广泛覆盖:从政治领域的官僚制到经济领域的企业管理模式,从大众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到社会领域的公共领域再到政治选举中的“理性选民”。

  尽管“理性选民”的假设作为民主选举中投票心理研究的重要前提,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情感却从来都没有退出过历史舞台,甚至很多时候还占据了支配地位。如果我们回顾20世纪美国总统竞选的历史就会发现,候选人使用夸张、戏谑、诋毁的情感策略其实一直都存在(林宏宇,2006:137)。从1924年无线电广播技术被第一次运用于总统选举到1932年罗斯福总统借助无线电波展开的“炉边谈话”,从1952年电视第一次介入大选到1960年电视辩论首次成为竞选的宣传手段,情感对总统选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历届总统或通过声音广播来感染公众情绪(富兰克林·罗斯福),或通过电视屏幕来塑造平易近人和淳朴谦逊的形象(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或在电视辩论中展露政治智慧和个人风采(约翰·肯尼迪)。此后,候选人的仪态形象、言谈举止成为获得选民好感的重要因素。电视媒体对选举结果的影响表明,政治选举已经进入媒介化时代,诉诸竞选纲领的政治选举逐步让位于候选人的媒体形象展示,在这种背景下,“政治选举与其说是政治纲领的获胜,不如说是个人魅力的获胜,与其说是政治议题造就了选举,不如说是外在形象造就了选举。与其说是双方在治国方策上争高下,不如说在风度形象上比高低。”(刘玉霞,1988:89)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白宫助理索伦森曾抱怨道:“对于具有舞台效果的竞选来说,智力与经验并不比候选人的发型、牙齿、微笑等更为重要。今天,新闻媒体很少报道他们的纲领正在说什么,他们宁愿报道一场赛马比赛:哪匹马跑在前面,哪匹马最有体力,哪匹马是瘸腿的,哪匹马最吸引人去赚大钱。”(史密斯,1987/1991:453)在2008年美国大选中,被视为“互联网总统”的奥巴马在竞选中把互联网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被认为开创了一个新的选举时代:他是首位将募捐渠道转至互联网的总统候选人,同时也是首位成功利用网络募捐的候选人,在竞选中,奥巴马通过网络打造了颇为可爱的形象,他的一个支持者制作了一段名为“不同的选举”(Votediffer-ent)的视频。该视频以奥维尔小说《1984》为背景,暗喻竞争对手希拉里上台将成为小说里独裁的“老大哥”,这段74秒的视频,获得了上千万的点击量,拥护者的捐款从四面八方的网络终端涌来。尽管捐款多是低于100美元的小额资助,但是由于支持者众多,奥巴马的网上募捐最终总额突破了5.2亿美元,是历史上筹集竞选资金最多的总统的数倍之多。而被视为他竞选神秘武器的妻子米歇尔,在面对媒体时也大打温情牌,甚至还不断“揭短”,负责“打破神话”。她告诉选民,奥巴马早上醒来有口臭,曾在马桶堵塞时匆忙逃跑,将烂摊子留给妻子。奥巴马则透露,自己在竞选时仍然坚持回家与妻子共度结婚纪念日。这种平凡有趣的家庭生活,为他赢得了不少女性的选票(高佩莙,2014)。

  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作为“超级网红”,拥有大量“激情粉丝”。他发现影响舆论的最好方式,不是告知信息、阐释纲领和传经授道,而是挑起争议,制造话题。而能激起高度关注的话题,或是没有证据的猜测,或是煽动情感的主张。他洞察到选民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对传统政客形象的厌恶,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反建制、反移民和反自贸的政策主张,并为公众提供一种简单化和绝对化的思考框架。他既可以用谣言做幌子大打温情牌,如为想离开美国的人提供免费前往非洲和墨西哥的单程票、曾经把他的私人飞机开到北卡罗莱纳州的军营运送1991年从海湾战争归来的200名海军陆战队军人;也可以用谣言对他的竞争对手希拉里进行诋毁,如“希拉里曾向ISIS出售武器”“希拉里助手胡马·阿比丁与穆斯林兄弟会有关”“纽约警察局刚刚搜查希拉里的家”。此外,他还对媒体“口出狂言”,如“‘9·11’事件之后,全世界范围内的穆斯林都疯掉了”“所有的政客都是资本家的狗”“堕胎的女性应该受到惩罚”“我会让金正恩消失”等。这就产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社交媒体忙着写段子,主流媒体则忙着甄别虚假事实——对辩论信息进行核查。然而,媒体(PolitiFact网站)对辩论信息的核查结果表明,特朗普的谎言比例为71%,希拉里的谎言比例为28%,民意调查的结果却显示:对于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77%的选民不相信媒体提供的信息核查资料,新闻业陷入失去公众信任的尴尬境地(陈璐,叶雨阳,张碧思,2016)。

  一旦主流媒体没有报道其正面信息或者报道了其所不欢迎的事实,如关于“特朗普常年私通俄国”“俄罗斯长期以来培植、帮扶特朗普以助他赢得美国大选,俄罗斯介入特朗普事务至少已经有5年时间”等,特朗普马上会通过推特进行反击:“假新闻!彻头彻尾的政治迫害!”并给这些媒体定以“fake news/liar”的帽子,其对抗的媒体范围几乎囊括美国所有主流媒体ABC、NBC、CNN等。他无视现代政治的规则,用最直白、简单、甚至粗俗的大白话和选民对话,而不像其他政客一样根据不同群体和商业广告等各种数据作出分析,然后斟字酌句,讲得口吐莲花。“他不屑过于政治化,宣扬强硬直白的实用主义。他没有章法,无视所谓的专业主义。”(第一财经日报,2016)但是,其口无遮拦的言论和绝对化的表达方式却容易吸引公众眼球,他把爱憎分明、桀骜不驯、喜怒哀乐全都写在脸上,让人一目了然,如此反而省去了很多伪装和修饰,争取到了更多支持。正如马丁·蒙哥马利(Martin Montgomery,2017)所言,“真实性”而非“真理性”话语为特朗普对其选举基础的诉求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石,尽管我们可以在他的竞选演说中找到独裁民粹主义的一面,但它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它的内容,还有叙事风格。

  民主选举中的情绪化现象引起了部分学者的担忧,他们认为这将导致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从而损害民主制度的根基。但是,有学者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把选民视为“理性人”本身就是一种偏见,且即便每个选民都具备充分理性,也并不一定能够保证选举结果代表多数人的意见。195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Arrow)在《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他采用数学的公理化方法对投票选举方式能否保证产生出合乎大多数人意愿的领导进行了研究。结论却出人意料:民主的制度下选民的偏好聚合的结果并不符合“多数人的意志”,这可能是民主的宿命,但是,阿罗指出选举结果的偏差不能被认为是选民“冲动”和“非理性”的结果,而可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阿罗,1951/1987:34)。与阿罗所揭露的现象相似,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提出了“理性的胡闹”(rational irrationality)观点,为民主选举中情感的功能带来了新的认识。他首先质疑了“理性选民”的假定,认为这是脱离现实的“一种幼稚的公共利益观”的一种“神话”。选民无知乃人类自私的天性,任何试图修复民主的通行办法都很难增强选民使自己了解真相的动机(卡普兰,2007/2010:7)。有调查显示,在1992年总统大选中,有89%的公众知道副总统丹·奎尔对墨菲·布朗这一电视剧中的角色不满,但是只有19%的人知道比尔·克林顿在环境问题上的立场。86%的公众知道布什的狗叫米礼,然而只有15%的人知道两位总统候选人都支持死刑的判罚(卡普兰,2007/2010:115)。大约有一半美国人不知道每个州有两名参议员,3/4的人不知道他们任期有多长,超过一半的人不知道本州的议员是谁,40%的人不知道两名参议员中任何一位的名字(卡普兰,2007/2010:10)。

  除了集体无知外,情感和偏见也会对选民的判断产生影响,因为“对于那些我们并不关心其真相的事物,我们会选择关闭自己的理性思维。”(卡普兰,2007/2010:3)对此,卡普兰称之为“理性的胡闹”,并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论断:99%无知条件下的民主要更接近完全知情条件下的民主。他的假定是,在大规模的选举中,99%的无知选民通常犯的是分散的、随机性的错误,这些个体错误可以相互抵消,民主最后结果仍然取决于1%的理性选民。从这一点来看,民主的真谛并不取决于每个选民深思熟虑的选择,而在于分散了权力过于集中的危险,多数人的理性无知看似荒谬,却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聚合的奇迹”,“即便在无可救药的无知的情况下,民主仍然能够运行良好。民主赋予了理智者和不那么理智者平等发言权,但做出决策的是理智者。因此,对选民无知的穷追不舍进行反复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卡普兰,2007/2010:11)对于此现象,美国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对利益集团的逐利本性的论述可谓异曲同工,他认为民主政治本质上是集团政治,但是,利益集团的获利本质并不会导致民主丧失,从现代民主政治的运作过程看,政治决策的主体既非普通大众,也不仅限于政治家们,而是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与相互博弈的结果,因为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分散了政治权力,实现了权力制衡。“政治和官僚精英在达成决议的过程中,彼此也会存在相互的制约和影响,精英的讨价还价有它自己的一套相互制衡的制度。”(达尔,1998/1999:123)达尔将这种民主形式称为多元民主,其本质是“多重少数人统治”。由此可见,公众的情绪、自私、偏见在民主政治运行过程中虽然导致了一些不良后果,但却在相互博弈中形成了“隐形”的权力分散机制,发挥着一些不易觉察的功能。

  由是观之,西方民主选举中的公共舆论并不是“理性选民”深思熟虑的结果,反而充满了偏见、无知和情绪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民主政治已经走向了异化,更不意味着“后真相”时代来临。事实上,选民的情绪并不一定是民主政治的对立面,它发挥着一些不易觉察的功能,不能简单把某一时刻中的情绪迸发现象简单归结为民粹主义的抬头、社交媒体的助推或者新闻业的沦陷等,而应将其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政治生态系统下去考察,把它视为情感与理性不断矫正与平衡的产物:一方面,完全基于事实搜集和数据分析的理性化选举可能导致偏差,另一方面,诉诸情感和价值观立场也不必然导致真相的丧失。“它意味着原来没有被我们的认识所把握的真相的硬核的浮现,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化约为民粹主义立场或保守主义立场的复兴,而是要意识到这些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合理性。”(蓝江,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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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郭小安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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