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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跨”到“转”:新全球化时代传播研究的理论再造与路径重构
2020年12月30日 11:55 来源:《当代传播》2020年第1期 作者:史安斌 盛阳 字号
2020年12月30日 11:55
来源:《当代传播》2020年第1期 作者:史安斌 盛阳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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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2016年以来,世界进入“新全球化时代”,原有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架构已经无法充分含括和解析全球社会与文化之变局。我们需要将其升级为“转文化传播”这一全新的概念维度上,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当下现实。本文试图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转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进行对比分析,并将转文化传播的概念和理论体系投射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交叉知识谱系中进行解读和辨析。通过从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层面对其展开理论反思和延展式评析,并尝试在“一带一路”倡议所引领的新全球化语境下对当下中国学界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方向性建议。

  关 键 词:跨文化传播/转文化传播/全球化/去西方化/赋权/赋能

  作者简介:史安斌,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盛阳,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讲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科重大攻关项目“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出去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18JZD012。

 

  在全球化时代,大众传媒机构借助信息传播技术,通过对劳动关系和意识形态再生产两个层面的改造,得以深度干预人类社会与文化的转型过程。与此同时,新的文化传播形式正在不同主体之间展开:它们不再是跨时空的文化交换,而是跨主体的文化转型。这一变化趋势在2016年以来世界进入以“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为特征“新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更为凸显。原有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体系已经无法含括全球社会与文化之变局,需要将其升级为“转文化传播”这一全新的概念维度上才能得以准确把握。

  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上看,新全球化时代正在见证三个同步发生的文化演进历史时刻:其一,在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技术已经穿透了物质和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各环节,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型塑”作用,各类媒介与平台日趋“场景化”甚至于“前景化”;其二,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日趋固化、媒体高度饱和的全球传播格局下,在文化接受和观念塑造方面,人们前所未有地接近于一个“同步的世界史时刻”;其三,在人类将其对世界的认知纳入到自我身份与认同建构的过程中,或将自我意义投射到世界主义范畴的过程中,文化也不再是历史循环逻辑下的“自我繁殖”,而是在相互碰撞与激荡的过程中持续进行的“转化式繁衍”。这些彼此同步又相互并行的历史轨迹都共同指向这样一个事实——新的历史条件宣示着全新的文化观念的形成,我们需要在新的知识范畴中理解文化与传播的全新模态。

  本文从对既有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反思切入这一议题。首先,本文在知识社会学的意义上梳理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在进行史论交叉分析的过程中厘清该理论用于阐释当代社会与文化形态的局限性,进而引出转文化传播这一全新的理论维度和方法论框架;其次,本文将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交叉知识谱系中勾勒出转文化传播理论的核心概念体系、方法论基点和认识论前提,在论证转文化传播在理论层面的对话性和延展性的同时,突出历史学研究中的“媒介转向”,以及传播学研究中的“历史主义转向”两个重要的学术史发展脉络;再次,本文将在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层面,对转文化传播理论展开深入评析。同时,还将结合当代史语境和传播理论与实践的演进脉络,尝试在“一带一路”倡议所引领的新全球化大潮来临之际对转文化传播理论在中国的再语境化以及中国学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方向性建议。

  一、绘制“转文化传播”的知识地图

  自“二战”结束至今,跨文化传播一直是我们用以理解自身与他者之间文化传播关系的核心观念。在半个多世纪的知识建构中,跨文化传播学逐渐发展出一套庞杂多元的知识体系。然而随着近年来全球生产方式、劳动关系和意识形态再生产过程的不断演变,这一整套关于异质文化间沟通和交往的学说正在逐渐失去其理论阐释力。

  (一)媒体与全球化:跨文化传播的知识社会学

  “跨文化传播”对应的英文名称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更为准确的翻译是文化间传播。它以传播学为核心,整合了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跨学科的理论架构和实践成果,并在二战后蓬勃兴起的美式全球化的进程中得以成熟和普及。按照西方传播学界普遍认可的界定,广义的跨文化传播具体包括以下几个领域:一是探讨不同文化模式和特征的“比较文化研究”;二是以探讨人际和组织传播为核心的狭义的“文化间传播”;三是以探讨国际关系和大众传媒为核心的“国际传播”;四是以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传播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发展传播”。①

  作为一门探讨不同文化间传播与交往过程的学科,跨文化传播旨在解决建立和巩固以“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为主题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社会和文化挑战,其“问题意识”紧扣于其理论建构和实践落地的各个步骤当中。具体而言,首先是将世界各地的文化政治以民族国家的方式进行识别,在文明等级论的理论包装下,非西方地区被界定为“文化盆地”或“非历史的蛮荒之地”;其次是通过资本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推动美式价值观和现代性话语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接受和普及。

  显然,跨文化传播从学科创立之初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欧美中心主义”和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史密斯所说的“方法论民族主义”的烙印,②从而导致其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重大局限。在2016年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后,这些局限性日趋凸显,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现实政治层面拒绝对社会主义、非基督教宗教文明以及原住民文化等另类文化形式的认可和接纳;其次,将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阶级冲突包装为“文明的冲突”,从而将变革矛头从结构性生产关系的改造,转移到文化认同和身份政治层面;再次,尽管跨文化传播学中的批判取向指出了文化帝国主义在世界体系中的蔓延和宰制逻辑,但是对这一过程单向度的把握,实际上遮蔽了作为反抗力量的被支配方的能动性,以及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复杂的转化过程。

  在中国语境下,与上述带有鲜明西方中心论色彩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和实践相对应的有多个不同的知识范畴,包括跨文化沟通、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流、跨文化对话、跨文化研究等等。这反映了我国学界对该学科的定位还没有达成共识。尽管该学科在我国的定位始终不够清晰,自20世纪70年代末被引入我国学界以来,其本身却发展出了一条独特的学术演进脉络:最初是以语言学为基础的“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沟通”;后续则由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参与进来,将其拓展为“跨文化交流”“跨文化对话”或“跨文化研究”,而真正由传播学者主导的“跨文化传播学”尚处于起步阶段。③

  随着数字传播技术和平台经济模式的普及,新的信息传播形式不断涌现。一方面,它们在不同的地区和文化群体之间型塑着新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再生产范式的同时,其内部也出现了权力结构不断重组的趋势;另一方面,传播学进入中国学术界只有短短40年时间,仍属于值得深耕、大有可为的新兴学科。有鉴于此,跨文化传播学将凭借媒介文化全球化之东风,有望成为今后一个时期传播学研究的立论基础。跨文化传播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应该立足于建立和巩固传播学的核心地位,对文化传播的内部矛盾及其如何解决它们展开历史化深描——即回归其“传播学本位”。

  (二)从“跨”到“转”:文化传播的概念迁移

  所谓回归传播学本位,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知识乌托邦,而是基于以下的普遍性现实作出的理论修正,即媒体传播在人类社会文化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文化则在不同文化相互转化的过程中不断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

  综观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传播体系的形成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英式全球化,这一过程随之牵引出“帝国传播”的概念。作为第二波全球化潮流,二战后的美式全球化则直接导致了跨文化传播这门学科的建立和普及。然而,无论英式还是美式全球化,实质上都是在“化全球”,即一方面鼓吹文化多元论,另一方面以市场经济和西式自由民主的模式,把世界各国打造成与英美同模复刻出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副本”。这一西方中心的“化全球”所隐含的要旨和意图在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4日发表的“新冷战演说”中再度得到了巧妙的“包装”和清晰的“体认”。

  紧随美式全球化的步伐,跨文化传播理论被广泛用于指导回应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无论是“马歇尔计划”“和平队”,还是面向第三世界的“现代化”和“发展传播”,跨文化传播学者都积极参与到文化、传播与政治经济秩序互动的现实改造工程当中,并基于对其实践的阐释、归纳和评估,留下了《传统社会的消逝》《无声的语言》《超越文化》《创新扩散》等诸多学术经典,成为传播学研究的必读书目。

  从媒介技术的演进来看,跨文化传播所依赖的是以单向传输为主的报纸、广播、电视和早期互联网等介质。根据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斯迈思的研究,单向度传播制度的设计之所以得到青睐和普及,恰恰是出于技术管理掌控意识形态的政治需要。④但是在以“泛在传播”为特征的新全球化时代,移动社交媒体和数字劳工的普及都体现了“赋权/赋能”的原则。原本在单向度传播制度下被动接受信息的基层草根受众,前所未有地成为资讯和舆论生产与传播的“先导性主体”;而原本处于全球新闻舆论场边缘和信度光环之外的“西方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亦通过“弯道超车”或“异地突围”,跻身全球传播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极,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今日俄罗斯”(RT)和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等来自非西方国家的媒体机构都是“他国崛起”背景下在全球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新生力量。⑤

  这种新型传播生态所导致的结果是:异质性的“文化杂糅”或曰“第三文化”成为全球媒介文化的主流,因此“跨”的概念已经不足以概括当下全球文化的复杂性。在两种或多种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中产生了文化的转型和变异,这就是“转”的过程。换言之,在转文化传播的时代,我们很难使用单一的国家或地区文化作为标签去指认某种单个的文化现象。相反,全球媒介文化传播的过程当中正在出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文化杂糅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的文化转型/变异相互交织的新趋势。

  从现实情形来考量,2016年以来世界进入了全球化的第三个阶段,同时也是中国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引领新全球化大潮的关键时期。与前两波全球化浪潮不同,当下新全球化时代并不致力于打造文化传播的“一言堂”,而是要通过“传播赋权/赋能”的方式,开创“多声部合唱”的“复调传播”新局面。新时代中国的文化传播理念,不是要把全世界变得与中国一样,而是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带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促进文明的平等交流与互鉴。在这个意义上,建立在“中心-边缘”认识框架下,以西方文明模式“化全球”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无法提供更为丰富的现实解释;反之,强调“互联互通、共生共荣”的新全球化理念,则为超越跨文化传播的认知视野和实践框架开辟了诸多新的路径。

  (三)“整体史”叙事:转文化传播的要素构成

  在讨论转文化传播概念与理论框架的“构型”之前,需要明确设定以下前提:这一阐释路径并非“完成时”意义上的理论体系,而是正处于“进行时”的概念和话语建构,需要以辩证的视角理解其理论内涵。⑥

  与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美国中心”倾向不同的是,转文化传播理论的阐释者主要来自于美国以外的地区或具有多元族裔背景,其中包括德国文化人类学者霍斯特·雷曼、古巴文化人类学者费尔南多·奥尔蒂斯、加籍华裔传播学者赵月枝、德国媒介研究学者安德烈·赫普、美籍黎巴嫩裔传播学者马尔文·克雷迪等。⑦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有在第三世界国家生活的经历,长期致力于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以我国学界最为熟悉的赵月枝教授为例,她的学术著述聚焦于破除传播学界固有的欧美中心主义偏见,并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转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⑧

  从其概念和理论构型来看,转文化传播强调全球文化传播的内化属性。具体而言,不同个体通过对外部文化的发掘、检视、过滤与吸收,在认识论层面超越了初始的文化模式,从而不断进行自我超越和改造的改造过程。⑨换言之,在不同群体间的文化传播过程中,“主位”文化经历了一种超越了文化认同本身并将“客位”文化逐渐“内化”的过程,其中大众传媒在型塑新的生活方式、文化体验和价值观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⑩

  除了构型之外,转文化传播还聚焦于媒体在舆论营造方面的“前景化”过程。如果将视线切换到媒体部分,便很容易发现转文化属性在微观和宏观层面的不同表现。在微观层面,具有不同政治经济背景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媒体机构,在信息生产和流通的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和调和的过程。在整体主义视野下,“西方”与“他国”在宏观层面上的分歧也都系统性地体现在各自阵营的媒体话语中。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一步阐释媒体在转文化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一点是,全球文化传播实际上是信息通信技术不断改造媒体生产的政治经济学过程,即智力劳动被不断物化的过程,而智力活动的正当性通常建立在对劳动过程——甚至是劳动这个类别本身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当中。因此,跨文化传播常常被错误地处理为脱离劳动过程和社会关系的、形而上学的文化哲学/权力/制度分析,或窄化为脱离文化再生产的技术/经济中心论的分析。

  其次,媒体作为公共话语权力的把关人,通过将话语认知植入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传播政治过程,主动介入到文化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塑造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媒体是超脱历史结构的法外权力,相反,媒体本身就深嵌在社会文化政治法律关系之中,是政治权力和跨境资本的表现形态,也是各类新旧权力与资本“角力”的舞台。

  再次,媒体对各种不同文化的“增稠”或“稀释”效果,(11)都是“主位”和“客位”文化嫁接重组的资源调配过程,也都建立在文化平台间的不对等关系之上。转文化传播将其“问题意识”投射于跨主体的社会关系,而不仅仅是有关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局限于主体内部的文化政治问题。以上三方面构成了转文化传播对跨文化传播在概念和理论层面的超越。

  转文化传播的概念不再把“转型”或“变异”视为文化主体自发的行为表象,而是试图从“去本质主义”的立场进入文化生产内部,重新发现在政治经济体系、物质化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文化传播主体间的权力转化关系。因此,传播学应当聚焦的是关于异质性社会关系的问题,而不仅限于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文化政治。

  在罗伯托·昂格尔“知识政治学”意义上,(12)转文化传播理论还将文化政治议题置于“去疆域化”和“再疆域化”的双重历史过程中分析:无论是以美国为主导生产的流行音乐通过数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去疆域化”的扩散,还是在世界范围内极右翼民粹主义、泛伊斯兰教等宗族教派文化认同的“再疆域化”,都可以归入转文化传播的概念范畴内展开分析。(13)

  通过比较克雷迪与赵月枝的转文化传播知识框架,可以进一步深入理解这一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詹明信的经典著作《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启迪下,传播学者克雷迪富于创见性地将“杂糅”指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逻辑。他援引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爱德华·萨伊德首创的跨文化主体“再接合”分析方法,对“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这两个先后于20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初在媒介传播研究领域“各领风骚数十年”的主流理论进行了比对和辨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批判的转文化主义”的理论架构。(14)这套理论架构不同于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基于民族国家的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思路,需要基于跨地域和跨文化的“文本间性”、“语境间性”和实践主体,以及流动性互动传播网络,对文化杂糅现象展开基于“合成视角”的分析,从而勾勒出转文化传播的理论框架。我们对这三种理论架构及其所对应的传播模态进行比较(见表1)。

  正如赵月枝所强调那样,所谓“转文化”是指“不同文化中的主体甚至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双方产生相互转型”……从而“形成新的跨文化主体和社会文化形式”。(15)转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恰恰在于它以“彻底的反帝和反霸权的视野关注全球传播的整体性和解放性”。(16)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到整个传播学研究领域,我们可以推导出转文化传播的焦点问题是:以地缘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全球资源配置与劳动分工格局等多元因素的“交叉批判”,全面反思并突破跨文化传播理论中的“中心-边缘”叙事,在动态的结构中重新发现新的主体性叙事。

  与批判转文化主义对文化传播的现象学描述不同,转文化传播不仅需要突破“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西方/他国”等二元论和本质主义视野,更需要在对叙述主体进行彻底反思的基础上,分析在动态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论证文化传播主体在现实政治中的“解放性”。

  从世界政治的角度看,转文化传播对既有概念和理论体系“否定之否定”的重构,不仅突出了在世界秩序内部,以民族国家形式,或者超国家形式组织架构的不同文化体,作为平等的主权单位参与国际传播交往的基本权利及其可能的历史空间,更为具有主体解放意义的跨境再生产、文化杂糅等现象开辟了全新的、基于整体史观的阐释路径。这些议题具体包括城市/乡村文化传播、构建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等等。(12)

  二、历史主义的兴起:转文化传播的知识考古

  作为对现实主义传播学内在矛盾的理论批判和实践论重构,转文化传播理论的提出本身就内在于“从媒介中重新发现历史”的历史研究,以及将历史浇筑到传播学理论分析内部的思想史“双向运动”中。这也是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声的历史语境。

  在下文中,笔者将首先指出历史研究中的“媒介文化主义转向”,以及传播学研究中的“历史主义转向”两个重要的思想史脉络,并以此在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交叉知识谱系中勾勒出转文化传播理论的核心概念体系(文化研究中的媒介议题前景化与媒体传播全球化)、方法论基点(政治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方法论)和认识论前提(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论证转文化传播在理论层面的对话性和延展性。通过将转文化传播的核心概念体系交织在这两个学说的理论脉络中进行“知识考古学”式的比较,可以从更为动态的学术史视角,廓清转文化传播理论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取向。

  (一)媒介议题前景化:历史研究的“媒介转向”

  威廉斯带动的媒介文化研究取向,(18)被剑桥大学当代社会学家瑟尔伯恩称为“最有创造力”的理论发展。(19)在这些学术思潮的知识背景下,笔者将从历史研究“媒介转向”的侧面,勾勒出转文化传播知识结构中的媒介前景化议题及其知识考古学的发生语境。

  批判的文化研究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几乎每一场媒介技术形态的社会化变革,都是社会政治权力重组的一部分;而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每一次重组,本身也是文化政治生态不断改造的过程,媒体内在于这一改造过程。在欧洲新左翼运动悄然兴起的1964年,霍尔和沃纳尔就敏锐地观察到,彼时校园通俗文化对社会政治生活的介入与冲击,直接宣告了“这场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争,并非一场对抗现代传播形式之争,而是内在于这些媒体之争。”(20)这一理论判断,不仅指出在社会政治的发展进程中,政治议程源源不断地被媒介技术吸纳、重组的“内部制度化”过程,更重要的是,它直接揭示了在媒介化过程中,政治运动不断“物化”的过程:

  人们组构成受众这一新的社会关系,随即开发出新的语言和表达形式、独立艺术形式以及社会习俗。媒体不是单一技术革命的终端产物。它们是复杂历史和社会过程的结果,它们是工业社会生命史新阶段的积极行动者。在这些形式和语言内部,社会正以前所未有之势,接合新的社会经验。(21)

  如果从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歧,则无法解释两者共有的“媒介转向”。回溯学术史,霍尔等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从文化内部重新发掘了媒介的政治动能,席勒等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通信技术在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历史考察,则是共享了“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结构经由媒介化塑造”这个转文化传播的认识论和分析前提。

  当后工业化理论家们还在鼓噪信息流动及其带来的多元文化观将成为摆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民主利器之时,批判历史学家却发现,信息和传播技术已嵌入到现代市场体系的变革之中。它推动了现代产业工作机制重组、国际分工体系的不断转型以及办公技术的迭代升级,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见的挑战。这也解释了为何“互联网”演变为“分裂网”、“万物皆媒体”导致“万物皆凶器”、“人工智能”加速“人类低能”等技术决定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再历史化:传播研究的“历史主义转向”

  在传播学研究领域,无论是以媒介社会学、媒介政治经济学,还是以文化研究等形式呈现,历史主义转向也使得当代媒体传播研究进入到人文思想史的讨论视野。在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交汇处可以看到,一方面任何文化议题都无法脱离自身的生态体系单独讨论,但另一方面,历史主义的兴起恰恰突破了将文化和意识形态本质主义化的方法论偏见,开辟了文化形态与其所黏连的生产/社会关系的分析空间。

  以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转文化传播不是在一元论视野下对异质性文化的封闭和拒斥,也不是二元论视野下对单向度的文化帝国主义模式的全盘接受,而是将混杂的文化形态置于独特的社会生产关系中,重新检视和讨论文化之间的动态权力关系,以及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历史丰富性。

  有鉴于此,转文化传播的认识论是在继承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等批判学说内核的基础上,将传播研究重新带入历史空间,从发现并分析内部矛盾及其进展的方式,在方法论上实现了由“民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向。正如安德烈·赫普所言,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主义转向“要避免产生任何错误认识,即媒体全球化就必然意味着同质化或者美国化。这类理念无益于把握媒体全球化过程的内部矛盾和差异性,因为它们已经做出预设,任何冲击从最开始就一成不变,并且持续发力。”(22)

  从知识史的角度看,转文化传播既不是跨文化传播所遵循的“发展主义方法论”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地方性知识生产论”,也不是无限放大媒体效果的传播技术决定论。转文化传播所关注的是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全球媒介文化”是如何作为话语机制发挥其影响力,在各国社会文化的动态空间中不断扩展与黏连,从而生成新的“文化杂糅”或“第三文化”的。

  本文对传播理论变迁所做的知识考古表明,从跨文化传播到转文化传播,不是线性历史视野中的概念迭代,也不是目的论历史视野中的理论修正,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对既有理论展开的全面反思和重构,以及对当下现实中机遇挑战的及时回应。

  三、转文化传播的理论反思与现实考量

  毋庸讳言,现有的转文化传播学理论尽管试图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局限,很大程度上仍然聚焦于美式主流媒介文化“从哪里来?”“是什么?”以及“向何处去”等问题。这实际上延续了跨文化传播所秉持二元对立的旧有思维。基于对“跨主体间性”的文化解放性的考察,我们需要在近年来出现的由“一带一路”倡议所引领的新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以互联互通、共生共荣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南,重新建构兼具理论阐释性和实践指导性的新的学术框架和路径。

  (一)认识论反思

  转文化传播理论中核心概念就是“赋权/赋能”,即秉持不同文化主体间平等交流与均衡传播。但是在西方学界构建这一理论体系时,鲜有以其他区域文化为依归的理论分析。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平等交往理念,首先需要从认识论层面重新界定“赋权”的意涵。

  从文化和传播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的要旨之一便是文明的交流与互鉴。这与英式或美式全球化是截然不同的思路。传播学界长期批判的媒介文化帝国主义就是指英式或美式全球化当中根深蒂固的单向输出模式,这一模式无法解决亨廷顿所担忧的“文明的冲突”。而“一带一路”倡议所引领的新全球化推动文化的双向与多向互动交融,移动社交媒体则使这一互动过程变得更加顺畅便利。从全球传播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把打造“网络丝绸之路”作为主要目标之一,“中巴光纤工程”“中非信息高速路”等样板工程就是要打通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让因技术所限被迫“噤声消音”的边缘地区或群体能够在世界新闻舆论场上“讲故事、传声音”,构建更加公正、平等、合理的全球传播新秩序。

  这个目标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由施拉姆等学者提出过,曾在20世纪70、80年代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NWICO)和本世纪初由国际电信联盟倡导的“世界信息与社会峰会”(WSIS)等机制付诸实践,并留下了《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等学术经典,但凡此种种最终均成为停留在书本与纸面的“乌托邦”。因为在彼时,跨文化传播从本质上就是美式媒介文化的权力延伸。但如今中国已经崛起成为全球传播的一支重要力量。2009年实施的“加强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工程让中国媒体走向全球,笔者与两位英国学者近期出版一本同名论文集,对这一国家战略的现状和前景进行了评析。(23)在当今全球20大互联网公司中,美国11家,中国9家,中美共治赛博空间已经由愿景一步步走向现实。就电影票房而言,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首次超越北美,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以上现象的出现说明,以中国为代表的他国崛起,为构建去西方中心的转文化传播奠定了牢固的现实基础。

  从既有的研究成果看,传播学领域去西方化的努力一直在进行,英国学者詹姆斯·卡伦和韩国学者朴明珍合编的《去西方化的媒介研究》与中国台湾学者汪琪主编的《去西方化的传播研究》这两本英文论文集即为这方面研究成果之集大成者。但是这些研究往往聚焦于个人化的身份政治和文化认同议题,没有从根本上质疑和解构“西方中心”的政治经济体系。(24)在跨文化传播的理论重建方面也有类似的尝试,较有代表性的包括美籍非洲裔学者阿桑蒂提出“非洲中心”和美籍日裔学者三池贤孝提出“亚洲中心”等范式。(25)不过这些理论范式也未能摆脱“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格局,以另一种“中心”替代“西方中心”,仍然跳不出西方中心论中最为要害的“二元对立”思维定式,即便不算是继续沦陷到西方中心论的学术窠臼,很大程度上也只能是对既有范式的修修补补。

  从理论和学术的意义上看,“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是一个转文化传播的产物:它超越了前述“欧洲中心”或“亚洲/非洲中心”的二元对立,真正体现了新全球化的传播赋权视野,有望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化传播范式。

  在跨文化传播的实践中,美式文化仍然是主导范式,“好莱坞化”“麦当劳化”“迪士尼化”等即为这种“化全球”范式的典型代表。即便以带有文化“杂糅”特征的“全球本土化”范式来观照,跨文化传播的核心仍是美式价值观,“东京迪士尼”“巴黎迪士尼”“上海迪士尼”仍然是美国本土迪士尼的变体。(26)在转文化传播的范式下,传播赋权代替了单向输出,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融汇和再造。近年来在中国国内大火的短视频传播软件“抖音”,在日本、印尼叫做“Tik Tok”,到了美国则成为本土化的music.ly,已经成为2018年苹果应用商店中下载量最高的APP。“支付宝”到了泰国叫“Ascend”,到了印度叫“PayTM”,绝大多数海外用户并未意识到其“中国身份”。如此以“杂糅”“赋权”为特征的转文化传播现象都是以往“西方/其他地区”“中心/边缘”“流动/回流”等二元对立的跨文化传播模式所不能含括的。换言之,上述“网络丝绸之路”的实践已经成为转文化传播的典范,这个过程既注入了中国互联网文化的基因,又与当地文化做了深度融合,同时又给予不同文化主体自我表达和传播的权力空间,从而在相互建构、交叉吸纳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转化为符合当地文化理念的新形式、新模态。

  (二)方法论反思

  从“跨”到“转”不仅是传播文化研究概念和理论的更新迭代,也需要我们对西方中心的学术研究规范进行反思和内省。

  不可否认,近年来我们引进这一套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实际上也包含了对西方文化和社会范式的认可。对跨文化传播研究者来说,这种在西方传播学与中国传播现象“削足适履”“鸡同鸭讲”“比较苹果和橘子”的错位感则更加强烈。从笔者从事研究的体验来说,中国人往往不习惯这种事先周密设计和计划、使用特定技术或设备(例如录音)等调查、问卷或访谈,这往往会加深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疏离感。即便是近年来新兴的“网络民族志”等方法,也并未有效克服语言和文化差异引发的陌生化和疏离感,更何况网上样本的可靠性问题始终未得到有效解决。上述结论同样适用于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主的非西方情境。

  从方法论层面看,这种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强加的“主/客观”“自我/他者”等二元论关系,实际上也遮蔽了两者在沟通过程中的理念融汇和文化共造,甚至相互建构的转文化传播过程。(27)生硬的理论搬运,甚或直接“抢占”“强拆”“肢解”现实,只会使得学术研究与其宗旨背道而驰。事实上,一些随意的、自然而然的、未经技术处理的言论或场景往往会更具有学术意义上的真实性和权威性,能够更有效地切入问题的核心,带来更加丰富多元的文化和历史解释。在以他国崛起为背景的转文化传播研究中,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情况改造现有的研究方法,也是未来传播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

  (三)本体论反思

  从本质上看,跨文化传播尽管对方法论民族主义展开了尖锐的批判,并以媒介、文化与政治经济交叉分析的方式回应文化转型的议题,但并没有从本体论层面对承载文化形态的国家机构和组织机制展开性质分析。

  因此,转文化传播学需要在“批判性转文化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在去本质主义的思路下,将文化的内生异质性和杂糅性作为普遍性议题,并承续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化等级秩序进行反思。需要强调的是,转文化传播理论再造的过程要防止的一种错误倾向是:对于文化内部复杂性的普遍性指认,又重新赋予文化以本质主义的呈现形式,而遮蔽文化体内部矛盾得以展开的“级差语境”。

  这是将支配性文化场域纳入到边缘地带进行再认识、再分析而导致的必然逻辑,这一理论取向所回答的也是支配性文化主体最为关心的问题,因而看不到被支配的文化场域本身的结构性问题以及文化权力的性质问题,从而造成对“他者”状况的误判。这并不是在否认普遍性的基础上,重新提出特殊性议题,而是试图论证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辩证性。这一困境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理论框架下未得到圆满解决,因此希冀在转文化传播的理论再造中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回到当下,当特朗普不厌其烦地在键盘上敲打出他对西方主流政治文化和新闻业的厌恶和愤恨,当曾经发动的“脸书/推特革命”的“关键意见领袖”(KOL)不再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奉为指引民主的“神灯”,当全球舆论场对“一带一路”倡议所引领的新全球化浪潮满怀期待和焦虑之际,我们应该超越这些“媒体奇观”背后共同禀赋的技术中心主义认识论,逐渐认识到社会文化的转型交替是媒介文化与政治社会关系交互决定的结果。我们对全球媒体文化所赋予的颂扬/诟病/信心/忧虑等等复杂情感,不应停留在对媒体和文化本身,而应该指向更复杂的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的辨析以及行动主义层面。这才是在“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时代以从“跨”到“转”为主题的传播理论再造和路径重构的要旨所在。

  ①Bella Cody(ed.).(2008).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London:Sage.Young Yum Kim(ed.)(2018).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New York:Wiley-Blackwell.

  ②A.D.Smith.(1979).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西方现代性总框架下的方法论民族主义,也被诟病为“玫瑰色的唯心主义改良学说”(rosy-idealist evolutionism)。参见Alexander,J.Modern,Anti,Post,Neo,New Left Review,March-April 2005,p.210.

  ③史安斌:《跨文化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方向和前景》,《对外传播》2011年第8期。

  ④[加]达拉斯·斯迈思著,王洪喆译:《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

  ⑤史安斌、盛阳:《融媒时代电视机构国际传播的创新路径》,《电视研究》2017年第1期。

  ⑥⑩(13)(22)Hepp,A.(2015).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London:Wiley Blackwell,p.1,p.17,P.5.

  ⑦赵月枝教授在部分中文论述中用“跨文化传播”指代这一批判理论取向。但根据其具体的内容表述,这一名词所对应的是“转文化”(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概念。参见Chakravartty,P.and Zhao,Y.(2008).Global Communication:Toward a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⑧在2017年的一次访谈中,赵月枝援引赵汀阳与阿兰·勒·比雄对“主体间性”与“跨主体性”的讨论,提出从“transcultural”层面,而不是“intercultural”层面阐释跨文化传播的哲学基础。参见冯建华:《批判理论视野下的跨文化传播——访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赵月枝》,《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9月21日第2版。

  ⑨Grunitzky,C.(2004).Transculturalism:How the World is Coming Together.New York:TRUE Agency.

  (11)Hepp,A.(2013).Cultures of Mediatiza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

  (12)Unger,R.(1976).Knowledge and Politics.New York:The Free Press,p.3-5.

  (14)Kraidy,M.(2005).Hybridity,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Globalization.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p.148-153.

  (15)(16)冯建华:《批判理论视野下的跨文化传播——访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赵月枝》,《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9月21日第2版。

  (17)Zhao,Y.(2011).The Challenge of China:Contribution to a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eds.Wasko,Janet.,Murdock,Graham.,and Sousa,Helena.West Sussex:Blackwell Publishing; Zhao,Y.(2008).Communication in China:Political Economy,Power and Conflict.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8)盛阳:《渐进的马克思主义者:雷蒙·威廉斯学术思想述评》,《全球传媒学刊》2017年春季号。

  (19)Therborn,G.(2018).From Marxism to Post-Marxism? London:Verso,p.104.

  (20)(21)Hall,S.,& Whannel,P.(1964).The Popular Arts.New York:Hutchinson,p.15,p45.

  (23)Thussu,D.,Burgh,H.,and Shi,A.(2017).China’s Media Go Global.London:Routledge.

  (24)Robert Brenner和Immanuel Wallerstein分别从历史地理学和政治经济学世界体系理论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过分析,并在英语学术界引发重要讨论。参见Brenner,R.(1993).Merchants and Revolu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Aston,T.H.,and Philpin,C.H.E.eds.(1985).The Brenner Deba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Wallerstein,I.(1976).The Modern World System.New York:Academic Press.

  (25)Asante,M.K.,Miike,Y.,and Yin,J.eds.(2013).The Glob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ader(2nd edition).London:Routledge.

  (26)这一不平等的文化传播范式在发展传播学理论中被广泛讨论。参见Melkote,S.R.,Steeves,H.L.(2001).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theory and practice for empowerment.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

  (27)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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