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

　　我们了解了更多，但我们因此更加不解。我们不停地说话，却丧失了倾听的能力。我们打破权威，但同时对要紧的事物失去了敬畏之心。我们崇尚小圈子共识，但忽视社会纽带的瓦解。

　　阅读点

　　我们应该提高网络对话的质量，使其超越推销语言、武断的意见以及早期那种无端的臆测。我们应该把技术之网变为社会之网，让媒介从业者、理论家、程序员和电子艺术家彼此相遇。

　　中国互联网20年了。

　　回顾20年的岁月，过去的时光已成亲切的怀恋。那时，花花绿绿的公共汽车上车身广告后面，还没有印上以http://开头的一串字符；那时，Java的意思是一种咖啡，而Web则被影视记者用来指电视网；那时，很少有人知道@符号的发音。

　　20年，互联网这个外来“物种”，在中国艰难生根、曲折成长，并具有了中国特色和中国底蕴。

　　2006年5月，我在《读书》上发表《电子游戏：卧室里的大象》，指出电子游戏已成了生活中的“大象”——一些重要的东西被忽视了，就像大象在卧室活动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人们根本无视它的存在；或者，对一些重要的东西得不出完整的看法，有如“盲人摸象”的寓言说的那样。其实，对整个中国互联网，也应作如是观。

　　数字化土著与数字化移民

　　20年的高速发展，互联网给我们的社会构成留下明显的印迹。最突出的，是它造就了所谓“数字化土著”(digital natives)和“数字化移民”(digital immigrants)的分别。前者是与科技一起诞生也一起长大的，早就视科技为生活环境的环节之一，与周遭的其他事物融为一体。对许多孩子而言，用电脑就好像呼吸一样自然。而后者对科技却必须经历截然不同且较为艰难的学习过程，如同现实世界中新到一地的人，必须想出各种办法来适应崭新的数字化环境。

　　了解了下列数字，你就会明白“数字化土著”在数字化经验的累积上，比“数字化移民”领先了多大距离：目前，美国青少年在大学毕业之前，玩电子游戏的时间平均接近1万个小时；收发的电子邮件和聊天信息达20万件；在手机上消耗1万个小时交谈、玩游戏和进行数据下载；观看电视的时间超过2万个小时(快速切换的MTV是他们的最爱)；浏览过大约50万条电视广告——与此同时，他们阅读的时间大概只有5000小时。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吸收信息和做出决策的时间都快得惊人。超文本、即时回应、多重互动等等新媒体的特性，使得这一代的信息输入与输出已发生显著的变化，具有同时接受和处理多种信息流的能力(multitasking and parallel processing)。他们从来不会谈论什么“信息超载”问题，他们“以吞吃、消化和排泄信息为生。”

　　正是因为新的“代沟”——它分开的不是两群年纪不同的人，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出现，我们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计算、通信和存储成本的下降，使得数量相当的一部分国人获得了从事信息和文化生产的物质手段，个人可以有效地在公共领域中开展传播，由被动的读者和听众转变成发言者和对话的参与者。网络化公共领域的不同形式，使得所有人都有发言、询问、调查的出口，而不必依赖于媒体机构。我们看到了新的、分权化的方式，在履行监督的功能，在展开政治讨论和组织，在影响议题和话语。一言以蔽之，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现在成了政治对话的潜在贡献者和政治舞台的潜在行动者。借助于进入门槛的降低，这些受众要占据媒介舞台的中央。

　　你大可抨击中国网民一向喜欢抢占道德高地，用最保守的道德标准来苛求他人；你大可分析说负面情绪笼罩网络，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大是主因。然而，你必须认识到，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都要学会面对网络时代的众声喧哗，把架子放下来，做实事，少说教。这是因为，网民最擅长和最热衷的，是榨出那些大人物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他们创造价值，同时消解价值；他们捧红明星，同时恶搞英雄；他们奉行快感至上，同时穷追真相不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由喧嚣的网民，逐步成长为合格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