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度，新闻传播学界总体而言有整体反思与内省的特征，研究角度的新颖性与视野的开阔性方面有所进展，一些研究者的理论分析力求深度，希望突破原有的研究框架和思维定式，通过重构找寻到更为适合新闻传播学发展的路径。

　　常与变：变革节点对新闻传播学的集中反思

　　在新闻传播大变革的新环境下，2015年新闻传播学界陆续涌现一批反思新闻传播学的专论。黄旦从网络化关系的角度来谈“重造新闻学”，指出应增强社会学习能力和反思能力；吴飞则直接发问“新闻学研究为了谁？为了什么？做了什么？如何演进？”，认为学界需要为社会进步、政治开明、民主实现而鼓与呼，同时，学术研究并非都是观念的论证，经验知识、哲学思考及科学分析同样重要。2015年，学界继续关注新闻教育“部校共建”的热潮与成效，并从人才培养入手进行反思，杨保军认为应提升新闻理论教材的理论水平；张涛甫则表示新闻学需要予以整体转型；林晖更是直接提出网络时代从新闻人到产品经理，从受众中心到用户驱动的转变。

　　传播学似乎又一次行至十字路口，诸多学者发出一系列基于时代变革的追问与思考，如殷晓蓉的《传播学何去何从》、李彬的《重思中国传播学》、陈嬿如的《传播效果研究如何走出困境》、沙垚的《重构中国传播学》、周葆华的《呼唤传播学想象力》等。还有学者从历史视野着眼来做具体分析，如赵月枝对资本主义危机与批判传播学转机的探讨；李孝祥再度阐释了社会学家从美国大众传播研究中“退场”的原因。

　　新闻传播学界面临变局和困境，呈现求变求新发展的敏锐洞察与焦灼心态。但是学界“不变”的是出于“公心”对于新闻伦理此类问题持之以恒的讨论。周海燕、张国良、陈堂发等结合多起新闻事件从不同角度论述新闻伦理的争议、原则，提醒业界善用话语权，重建公共性共识；陈力丹对照《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并结合新闻伦理事件批评业界对职业道德的无知和淡漠；牛静探讨了媒体伦理的全球化建构是可实现的愿景抑或只是乌托邦。与此相关且值得关注的动态则是2015年12月29日中国记协成立的“新闻道德委员会”。

　　“不变”的话题还有对“媒体、市场与国家”关系的讨论。赵咏华从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对资本、媒介与国家进行再审视；姬德强从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入手来看中国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模式与实践的问题；于正凯从媒体融合、赵瑜从限娱令的角度来探讨媒体市场化与国家政策的博弈发展。

　　传播学的议题丰富多元，且在原有基础上呈现出思路更为开阔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