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新闻史研究领域仍然集中在民国主要报刊、重要新闻人物等以往新闻史研究的重点领域。新闻史研究已经出现与政治史、教育史、舆论史、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口述史、比较研究等新的研究方法被使用。这也使新闻史研究跃上一个新的平台成为可能。

　　系统整理

　　抗战时期新闻史

　　2015年度研究抗战时期的新闻史成果比较突出。赵玉明的《中国抗战广播史略》一文，以时间为主线、地域为模块，按照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地点的迁移和国内局势的变化，分别叙述了各大事变前后及武汉、重庆、延安等地的广播事业概况，其主编的《日本侵华广播史料选编》也于2015年出版。全书分为伪满广播史料、日伪华北广播史料、汪伪华东中南广播史料、日伪台湾香港广播史料、地方志载日伪广播史料、日文版《战争·广播·记忆》选刊等六部分。哈艳秋和张帆的《国共合作背景下抗战广播宣传的特点及其作用》一文，则着重记述了七七事变之后，国共合作背景下，广播事业在加强统一战线、争取国际支持方面做出的努力。20世纪的战争宣传，始终是新闻传播学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些著作的问世，使得“中国抗战时期的广播史”得到了系统化的整理。

　　万京华的《抗战时期中共通讯社事业发展研究》一文，对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的新华通讯社、国统区的全民通讯社、国际新闻社的活动，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考察。此前，学界普遍认为，抗战时期国统区范围较大，且拥有大量新闻资源，所以研究重点在国民党系统的通讯社，这篇文章补充了前人研究领域的缺失。

　　齐辉的《抗战前日本在华新闻舆论势力的扩张与建构》一文，从日俄战争后，日本媒体的在华新闻活动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这些日本背景的媒体如何进行活动并产生社会影响。这些新闻活动主要有“扶植御用报纸”、“改组独立报刊”、“笼络中、日报人”、“控制广告”等，其最终导致了“日本独霸东北的舆论强势地位”的结果。

　　聚焦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事业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一直是中国新闻史研究中，被考察最为全面、挖掘最为深刻的一部分。

　　一直以来，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红中社”都被作为红色中华通讯社的简称。2015年，南京大学陈玉申的《“红中社”续考》一文认为，“红中通讯部”并不是指“红中社通讯部”，而只是《红色中华》报的通讯部。因为只有韩进一人认为红中社的全称是“红色中华通讯社”，根据“孤证不立”的原则，作者认为“红中社在业务上一身二任，既出版报纸，又编发电讯，但仍然是报社的组织架构，并不是报社和通讯社的联合组织，对外也没有打出两块牌子，报社合一的说法不能成立，红色中华通讯社是不存在的”。如果此文结论成立，将是对相关领域研究的颠覆。红色中华通讯社是否曾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机构，尚需进一步考察，但研究者也需保持对既有结论、简称、熟语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