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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逻辑
2020年03月30日 10:11 来源:《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年第5期 作者:何志武 董红兵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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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传播技术的发展驱动着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加剧了新闻传播教育工作者的焦虑,增设新媒体技术类课程、整合业务课实训流程将成为这次改革的“规定动作”。然而,技术驱动下的传媒改革实质上是对新闻传播理念的价值回归。因此,新闻传播教育改革不应重弹“技术决定论”的老调,而是要认清并遵循其自身的逻辑,即教育的规律、业界的变化、社会的需求,三者缺一不可。新传播技术和新传媒形态类课程的增加只是改革的一小部分,过度追捧新技术并单纯地增加技术课程而减少人文社科类课程,只突出技术要素而忽视教育的规律和社会对新闻传播人才的核心需求,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就可能落入“看上去很美”的窠臼。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着力点应包括固本与求变。固本即是在全人教育的基础上寻求专业特色,求变则是基于新媒体技术变革培养多元化传播人才。

  关键词: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教育规律;业界变化;社会需求

  作者单位:何志武,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董红兵,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传媒业的变革引发了学术界对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广泛思考,从全国性专题学术会议、教育研究论文到各新闻院系频频相互调研,营造了一种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到了非改不可的舆论氛围。然而,对于改革的思考和探讨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必要性的呼吁层面,至于转入实践操作层面却未见大的动作,较为常见的举措是增加了几门技术类课程却相应减少了一些人文类平台课程。2018 年10 月,教育部、中宣部提出的《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 0 的意见》[1] 指出,要经过5 年努力,形成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体系。以此审视当前的改革思路,我们必须厘清如下基本问题: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必须遵循怎样的逻辑? “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人才”如何解读?

  一、技术驱动与情绪焦虑: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偏向

  “技术是整个文化结构的动因和塑造力量。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诞生。”[2]从纸莎草到印刷术再到电子传播,纵观历史,媒介技术的进步始终推动着新闻传播的发展进程。进入互联网时代,VR 技术、AR 技术、MR 技术、CR 技术、无人机技术、数据挖掘技术、数据可视化技术等新概念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这些新技术改变了新闻传播的技术手段,也改变了传播媒介的结构,“传播实践的主流媒介,或者叫作带头性媒介,已经历史性地开始由过去的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转移到了互联网。”[3] 媒介结构的变化在政治、市场、文化等方面引起了一系列反应:在政治层面,带头性媒介的迁移使传播权力转移,国家在意识形态、舆论调控上遭遇挑战;在市场层面,传统媒体经营惨淡,难以为继,新媒体则安营扎寨,步步高歌,传媒市场不断改制重组;在文化层面,新媒体将新闻生产个人化,公众变成了用户,新闻价值、受众偏好等也大幅改变。

  新技术驱动着新闻传播改革的步伐,加剧了新闻传播学者的焦虑。2012 年,美国关注新闻业未来的六大基金会发布“致全美大学校长的公开信”,敦促美国大学校长们加快推进各校新闻传播学院的教学改革,要求这些学院“再造”自己。[4] 目前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密苏里大学等美国多家新闻院系已加速推进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在国内,为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提供理论引导和支撑的研究论文近年来明显增多,如表1 所示,截至2018 年8 月,近五年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四大专业权威期刊上涉及新闻传播教育的文章每年均保持在14 篇以上,而刊载于其他核心期刊上以新闻传播教育改革为主题的论文则更多。这些论文虽然结论不尽相同,但研究的基点都是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对新闻传播教育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在具体改革路径上,尽管多数研究都提到既要加强人文功底培养,又要注重技术训练,但在如何平衡二者关系上却有不同侧重:一种较侧重“技术”,认为新闻教育应加强技术能力训练,增设技术课程,而对史论课程则要适度缩减。如认为懂技术是学新闻的人进行团队合作与新闻创新的基础,忽视技术的培养可能会妨碍创新[5] 。也有人提出,适当削减纯理论或较传统课程学时,增加符合市场需要的课程学时[6] ,或提出侧重业务实践模块、交叉前沿理论模块和方法数据模块,适当降低新闻传播史模块比重[7] 。也有人指出,在智媒时代要积极增设新方法、新技术课程,课程设置上应以新技术和新方法为纲领,以增强学生技能为宗旨[8] 。部分高校在实施新闻教育改革时已削减了一些专业史论课程,增设了新媒体技术及应用实务类课程[9] 。另一种较侧重“人文”,认为应在技术冲击下强化新闻价值和新闻伦理培养,注重内容整合调适。如陈昌凤认为,以媒介伦理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仍未过时,新闻价值观的教育仍应是当下新闻教育中坚持的重点[10] 。蔡雯则指出,新闻传媒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根本属性不应弱化而要继续坚守[11] 。这类文章在数量上虽然不断增多,但就如何调整改革则多为泛泛而谈,内容和深度上都有诸多欠缺。

  与此同时,有关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研讨会不断增多,经粗略统计,从2014 年至2017 年,由各类教育组织或高等院校举办的以新闻传播教育改革为主题的全国性研讨会就达42 次以上①,而议题中涉及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论坛会议就更多。这些研讨会大多冠以“新媒体环境”“媒介融合”“数字媒体时代”“智媒时代”等名称,讨论的议题都离不开新传播技术对传播生态的冲击和挑战,进而提出基于新技术变革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等观点。这些研讨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会议既有综合性的,也有分专业的,而且几乎每一个专业都举办了此类研讨会。频频举办的专业改革研讨会营造了一种技术驱动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紧迫性氛围,一些会议已传递出专业教师普遍陷入情绪焦虑的信号,似乎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就要将教师们抛弃。

  各新闻院校之间密集性的相互调研进一步增强了这种氛围。近年来,全国各院校新闻传播专业兴起了一股相互调研的风气,不仅是排名靠前的几所专业院校频频接受不同层次的新闻传播院校前来调研,而且这些引领学科发展方向的院校相互之间也不断走访调查,意在摸清其他院校如何应对①数据来源综合童兵.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系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会编.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等资料.技术变革而进行教育改革。有的学校院领导班子整体外出密集调研,有的学校则由院系领导带领普通教师兵分多路同时奔赴各地调查。这些密集性的调研行动全面调动了教师们对于新闻传播教育改革认识的主动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教师们对技术冲击的焦虑。

  此外,各院校内部也已陆续着手实施新闻传播教育改革,许多新闻院系启动了课程体系、课程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的变革。从各新闻院校的教育改革研讨和实践传递的信息来看,增加传媒技术类课程成为此轮教育改革的普遍选择。如图1 所示,武汉大学周茂君教授团队对59 所新闻传播院校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调查后发现,82. 42%的院系在近年增加了新媒体技术类课程,变化幅度远超其他课程。[12] 由于当前各校普遍减少本科生课程和学分,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因而,在技术类课程大幅增加的同时,文史哲类理论课程便相应地减少。

  从研究性论文、学术研讨会到相互调研、课程体系调整,都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新闻传播教育要紧随新闻传播实践尤其是传媒技术更新的步伐,将最新的传媒技术植入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体系之中。然而,“增设了几门技术类课程”是否就是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全部? 改革如何设计和推进?目前的研讨大多停留在必要性层面,尚未达至方法论层面,特别是在“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上一直未能形成清晰的认识。

  二、遵循与超越: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必须遵从的逻辑

  从宏观上讲,新技术改变了媒介结构和媒介形态;从微观上说,新技术改变了信息内容的生产和传播流程。正是基于这种巨大的变动,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提上了日程。然而,具体到改革方案如何设计,并非紧随传媒实践的变动而增加几门新技术类课程那么简单,它反映的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即人才定位以及怎样才能达到目标的系列逻辑。按照教育部提出的“形成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体系”要求,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理应遵循教育的规律、业界的变化和社会的需求,三者缺一不可。其中,“人才成长规律”即是教育的规律,“新闻传播规律”和“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既是业界实践的逻辑,也是社会的需求。

  (一)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必须遵循教育的规律

  为跟上传媒实践的变化,许多院校已开始设计和制订“全媒体”或“融媒体”人才培养方案。它们一方面根据媒介融合的实践增设了新媒体技术、数据挖掘、数据新闻等技术课程,或是在已有课程中加入无人机采访、H5 制作、VR 报道、微博新闻写作等实践环节;另一方面还对实验课程进行重新整合设计,建设了融媒体实验中心,其实验课程就是按照融媒体新闻生产流程打造的。这些举措已被一些新闻院校津津乐道,在接待兄弟院校调研时频频推介,调动了其他学校的效仿热情。与此同时,也有许多院校尚未明确改革思路,课程改革的方案未能及时推出,陷入技术崇拜下的焦虑和恐慌之中。

  与增设传媒技术类课程相关联,一些学校还减少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科类课程,这是减少学时学分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空间背景下的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实际上反映出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理念。在一些新闻传播教育者看来,新闻传播学是文科中的工科,偏重实践性,注重技能性,因而把技能培养放在首要位置。当课程总量控制成为必选条件时,增加技术类课程减少人文社科基础课程似乎就显得顺理成章。

  然而,当无人机采访、机器人写作、数据可视化呈现、VR 新闻报道、“中央厨房”等都还只是传媒实践中刚刚出现的一种尝试时,急于将其纳入课程体系,压缩人文社科基础课程显然有悖于教学规律和人才培养的规律。就教学规律而言,显然不能以教育的稳定性为借口,无视已引发传播生态变化的传播技术,正视传播技术并进行相应改革才属正常。但教学并不意味着对传播新技术“来者不拒”,而是要对传授内容进行一定程度的“挑选”,选取那些经过广泛的、长期的实践反复证明的理论和实践知识。教育对实践亦步亦趋的跟随不仅会破坏传授知识的稳定性,而且知识的科学性也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而从人才培养的规律来讲,大学教育必须构建完整的人文社科知识结构,加强思维方法的培养和训练,无论什么专业人才的培养,都必须遵循这一规律,都没有理由强调自身的特殊性而舍本逐末。

  进一步来说,新闻传播教育虽与传媒实践紧密相连,但这种特殊性并不意味着它能脱离教育的普遍逻辑,无论是教学环节设计还是人才培养,新闻传播教育改革都必须遵循教育的规律,处理好自身与传媒实践的关系。传媒实践高度活跃,变动频繁,其在发展中会产生或真实或虚假的案例经验,也包含着或正确或错误的观念方法,复杂多变的特性注定传媒实践充满了不确定性因素。与此相反,以人才培养为目标的新闻传播教育则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其内容设计必须是经过实践检验且具有高度合理性的知识。传媒实践要被反映并体现到新闻传播教育中,就必须经过事实检验、时间汰洗、总结提炼等过程,才能将成熟、合理的实践经验与成果教训融入教育理念与课程方案,因此新闻传播教育对传媒实践的反映往往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和滞后性。若“零时差”地紧随传媒实践,跟风冒进似的推行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就可能被传媒实践误导,偏离教育目标。若改革紧跟传媒实践狂飙突进,则无法形成清晰明确的教育目标,破坏新闻传播教育的逻辑自洽和连续性,不利于教学内容的构建和维持,新闻传播的教学方法可能尚来不及总结便又急剧变动,实践经验的提高和传承也就成了问题。当前传媒市场的急剧变动,正是传媒实践发展尚不成熟的真实反映。

  如此,新闻传播教育在改革时就应有序推进而非追赶时髦,否则可能使自身陷入匆忙应对技术变动的疲惫之中,而技术的快速更新又会使先前的技能培训陷入时过境迁的尴尬。比如,关于中央厨房的提法和做法,看起来是个新颖的概念,但在传媒业界都未得到广泛认同,却被一些学校搬进了课程内容,实验室建设和实验课程流程设计都依此进行,这种急于与实践对接的做法很可能会步入频繁调整的轨道。总之,新闻传播教育必须与传媒实践保持适度距离,这是新闻传播教育的规律,也是人才培养的规律。

  (二)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理应反映业界的变化

  尽管我们强调新闻传播教育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与传媒实践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新闻传播学具有鲜明的职业指向,它要求新闻传播教育必须深入研究业界的变化规律,让新闻传播教育跟上时代的步伐。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传媒实践的变化和需求,如何跟上和反映业界的变化。实践的变化如果已经稳定,可以从广泛的实践经验中生产出能够进行传授的知识,理应及时进入大学教育的课程体系或讲授内容。比如,过去传统的新闻传播类专业设置是按照媒介形态划分的,新闻学专业对应报纸,广播电视学专业对应广播和电视,传播学专业对应网络新媒体,但传媒实践早已打破了媒介形态的界限,互融互通已成定局,报纸和广播均制作视频、所有媒介都向互联网和移动媒介融合已成常态,再沿袭过去的专业设置显然会严重脱离传媒实践的变化和发展。然而,尽管这种呼吁已持续多年,顶层设计者未见行动,各新闻传播院校也不敢轻易调整。同样,媒介技术变革带来媒介使用方式的变革,必然要求传播者全面及时地掌握新的技术,以便很好适应媒介用户的信息接受特征,创新新闻信息传播方式,固守传统就是抱残守缺,终究会被抛弃。

  业界的技术更新处于怎样的状况,同样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各专业以文科为主,对技术使用和更新从陌生到崇拜的心理使许多新闻传播教育者成了“技术决定论”的拥趸。每一次技术的变化都令教育者感到兴奋、紧张甚至焦虑,生怕被技术所抛弃。然而,这些技术的使用是否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新闻内容生产方式,如采访、写作等环节对新技术手段的使用有无广泛的适用性,都是必须深入考察的。表面看起来,传统媒体的衰落是受到了新技术的冲击,但真正的挑战却并不在于技术。香港城市大学李喜根教授认为,根据技术发展周期以及新技术给媒体产品带来的更新与变化,可以“总结出新兴媒体具有这样一种特性:日趋缩小的技术优势差异。这个特性指的是技术的发展本身是有周期与节律的。技术的发展会给新一代媒体产品带来一定优势,但是随着技术发展周期的展开并走向终结,产品创新势头会逐渐弱化,技术给新的媒体产品带来的优势日趋缩小,新一代媒体与现有媒体间的优势差异趋于消失。”“新媒体发展带来的变化,可能没有媒体快速变动带来的轰然响声那么大,媒体新应用,因为都是建立在已有技术平台上,或者在已经为使用者采用的装置上发展起来的,采用这样的新应用其实没有很大挑战性。所以我们面临的新媒体发展态势,虽然看起来很急迫,不断催人更新知识与技能,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的话,其实新媒体发展态势并没有那么急迫,使用新兴媒体所需要的技能也未必完全陌生。”[13] 实际上,面对新媒体产品加快更新的频率,大众的兴奋期会越来越短,因为更受关注的还是内容有多大的实质性改变,非技术因素的考察才是大众持续关注的焦点。

  传媒业界真正的困境是如何适应传播理念的变化和回归,加大内容适应型人才的培养。新媒体之所以能够战胜传统媒体,最主要的缘由就是将新闻作品变成了新闻产品,满足了用户偏好,而业界最难把握、也最难实现的正是如何从用户角度出发,让传播内容与用户需求相匹配。说到底,这不是技术带来的传播理念的更新,而是一种更自觉的价值回归,因为新闻传播的价值就是找准并提供受众(用户)需要的信息产品。尽管随着新传播技术的发展,新闻生产者能够对每一条新闻的点击次数、停留时长、评论内容等数据进行抓取和统计,由此更精准地判断和把握受众兴趣(需求),但业界并非要求每一位新闻生产者都掌握数据抓取技术,而是要求他们必须树立受众意识或用户思维,使内容生产满足用户需求。特别是当新技术更新趋缓、新媒体更加智能化、简单化时,用户对新媒体技术形态的关注和热情便会降低,而那些能够基于互联网思维,从用户角度开展内容生产的媒体内容将广受欢迎。有研究者调查发现,业界认为新闻传播硕士最需要的核心技能是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能力,因为这些技能可以提出有社会意义的真问题。业界还反馈,新闻传播硕士需要有数据方法素养但无须精通,他们的职责主要是向专业数据分析师提要求、提问题。[7] 这表明,技术培养固然重要,但懂用户思维、懂新媒体逻辑的内容适应型人才才是业界急需。因而,新闻传播教育改革需要将重心转向培养内容适应型人才,才能使新闻传播教育与业界变化相契合。

  (三)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应当适应社会的需求

  VR 新闻、无人机报道等新媒体技术丰富了信息形态,扩展了公众的视域,新闻报道变得更加“好看”。然而,形式的“好看”可能赢得一时好评,但如同人们对其他产品的评价更在于其功能的实现一样,大众对于新闻信息产品的评价更在于其内容是否全面呈现了社会状貌、是否发挥了媒体的功能。大众对媒体报道状况的整体评价反映了社会对于新闻传播的需求,进而也反映出社会对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需求。

  尽管新技术的使用为大众打开了观察事实的视野,接受和理解新闻更便捷,但新技术并未改变大众对于新闻报道的整体评价。一方面,新技术在内容呈现上受限于特定题材,在日常报道中并不常用,且多数报道往往在技术表现上炫丽在内容上却乏善可陈。比如无人机的使用本应让新闻现场的全景呈现成为常态,但实际上却多用于灾难现场的空中俯瞰,诸如人群冲突之类的新闻现场则很少通过无人机进行呈现,而大众想借助新技术获取到更为丰富、立体的新闻视角更是寥寥,VR 新闻报道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新技术让新闻呈现变得更活泼、时尚,但华丽的外表只能呈一时光鲜,短暂的愉悦之后,内容才是能否吸引大众的决定因素。当下,职业传媒人在技术崇拜下心神不宁,时而追求形式手法的丰富多变而忽视对内容的精细打磨,屡屡表现出失真、失准的业余水准,“反转”新闻、“烂尾”新闻不断;时而流于绚烂的可视数据而缺乏深刻的价值内涵,新闻承担社会现实的“证词”功能呈现不足,大众对媒体报道的深度诉求也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从而加剧了大众对新闻报道的总体差评。

  社会对媒体的评价主要是基于对其职能是否履行的考量。报道新闻、监测社会环境、全面客观地呈现社会是媒体的第一职责,面对技术带来的传播环境和阅听习惯的变化,媒体必须及时调整思路,直面社会问题,深入剖析,为大众理性认知现实提供“具有代表性的新闻切片”[14] 。如今,每当冲突性社会事件被迅速披露,大众常常坐等新闻“反转”,每当公共性社会问题暴露,大众则强烈呼唤揭示深层社会矛盾的调查报道出现,这些现象既反映了大众对于媒体报道专业化缺失的不满,又映射出其对新闻记者职业精神的期待。这些不满和期待不是体现在技术和手段上不够丰富、新颖和引人入胜,而是集中于内容呈现的真实性、全面性、深刻性等方面存在不足,不能全面准确地呈现社会面貌。当大众对媒体的职能产生怀疑时,报道手段的更新只会被视为雕虫小技,因不信任而远离的趋势就不可避免。

  社会对媒体和新闻报道的评价为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新闻传播教育既要培养能够运用传统和现代的技术手段讲故事的人,更要培养有认识和判断能力、有职业精神、会寻找和挖掘有传播价值的故事的人。新闻传播手段常新,而新闻传播理念不变。新闻传播教育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培养具备认识社会的方法和能力、具备社会问题的发现和表达能力的人、培养具有新闻职业精神的人。随着媒介化社会的到来,新闻传播的影响越来越广泛深入,加之社会转型带来的问题和矛盾越来越复杂,因而社会对于新闻报道者的专业化要求会越来越高,相应地就有一些学校通过新闻+经济、新闻+法律、新闻+公管等方式培养“专家型”新闻传播人才。这些举措所传递的教育理念是永恒的,都是培养全面深刻地认识和反映社会的新闻传播者,这才是新闻传播教育的核心基础,也是改革的基点。为此,除加强信息技术培养与课程实践训练外,新闻传播教育更要围绕新闻媒体如何发挥监测环境、守望社会等功能开展教学,在新闻教育中倡导学生关注社会的痛点和冰点,才能不断适应社会的需求。

  三、固本与求变: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着力点

  教育的目的有操作性与价值性之分。操作性教育目的即现实中要达到和实现的具体目标,具有实践操作意义,而价值性教育目的则指在人才培养中具有某种价值取向,它以一定的价值观实现为目的。[15] 新闻传播教育是有明确职业指向的专业教育,具有鲜明的操作性,同时,它也承担着引领社会价值的目标,因而又具有突出的价值性。为此,新闻传播教育在改革时既要坚守价值性教育,培养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人才,又要坚持操作性教育,培养适应实践发展的全媒化、应用型新闻传播人才。

  (一)固本:在全人教育的基础上寻求专业特色

  新闻传播学科的职业指向决定了其工具性特征,但工具性不能替代其人文社会科学的定位,因为“新闻的本质就是人,它应该报道人,并且基于人性来报道,必须基于事实报道来关怀人。……职业新闻的一切努力,无非就是要使新闻权利和媒体权利回到人,而不是回到机器和数据”[16] 。无论是从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全人教育出发,还是从培养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人才出发,都不能因专业的工具性减弱新闻传播人才的人文素养,而是必须强化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教育的地位,确保文史哲课程的比重不减。从全人教育的角度看,人文社科类课程有助于搭建一个人的较为全面的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科学认识社会和他人的方法,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也与新闻传播人才科学认识和反映社会的方法和能力要求高度一致。

  当前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着力点之一是固本,即首先体现在对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的加强。不仅要搭建完整的知识结构,而且要形成科学的认识方法,培养和提高学生认识社会、反映社会的能力。这既是遵循教育规律,也是适应社会要求;既是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也是遵循新闻传播规律。这类课程不能因为新闻传播教育改革而减弱,尤其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问题时,更要培养和提高新闻传播人才的认识能力与反应能力,加强此类课程的训练。这类课程既有搭建多学科知识结构的人文社科类课程(如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培养专业知识和专业精神的新闻传播学基础课程(新闻传播史论、新闻传播伦理与法制等),也有认识方法类课程(如批判性思维、传播学研究方法等)。

  固本还体现在对采、写、编、评、摄等新闻传播业务课程的加强。虽然新技术在一些方面改变了新闻传播业务的流程和方式,出现了所谓的“公民记者”“机器人新闻”等现象和提法,但职业新闻人的业务基本功要求并未改变,其专业内核仍然必须坚持和强化,因为没有深入的采访就无法写出准确的专业化新闻,无法体现专业性新闻人才的价值。诚然,业界正朝着全面融合的全媒体方向发展,对“全媒化”新闻传播人才提出了要求,但“全媒化”人才实际上是一种教育理念,它与新闻传播教育一直坚持的业务课程教学一脉相承。只不过在新理念的主导下,新闻传播教育应打破过去为不同类型的媒介培养专门人才的传统观念,要让学生同时具备为各种媒介生产内容和产品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需要分项、分步骤去教育和训练,因此更应加强业务课程的内容整合和补充,让全媒体理念贯穿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全过程。

  “固本”性的教育理念和教学内容的强化,能使新闻传播教育在操作性与价值性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实现国家所要求的“造就高素质、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目标”。当然,固本的同时,各院校新闻传播专业还应寻求各自特色,改变“千校一面”的同态发展模式。截至2015 年年底,全国约有681 所高校开设新闻传播学类专业,设有1244 个本科专业布点,一级学科博士点15个,二级学科博士点3 个,一级学科硕士点75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13 个。[17] 面对如此规模的新闻传播教育,各院校在改革中应依据自身情况进行探索,在职业型、精英型、混合型的教育模式中选择适合自己的路径。除常规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外,各学校还可根据自己的定位,综合历史传统、师资力量、学科特色、资源优势、区域位置等自身条件,设置一些特色项目,如复旦新闻学院推行了“2+2”的复合专业培养,还与网易合作共建“内容创新实验室”;人大新闻学院则推出跨学科、跨媒体、跨文化的人才培养模式,还与其他学院合作开设“新闻—国际政治”“新闻—法学”双学位实验班;北京大学依据其优势设立了健康传播方向的硕士;华中科技大学则着力构建新闻评论特色教育。

  (二)求变:基于新媒体技术变革培养多元化传播人才

  当前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着力点之二是求变,即反映传媒实践的变化、新闻传播人才就业动向的变化。我们强调新闻传播教育应进一步固本,并不意味着固守传统拒绝变化,与传媒实践高度相连的新闻传播教育必须对变化的传媒实践保持密切关注,教育理念和教学内容设计应及时反映这种变化。那些已被广泛的社会实践反复证明的新媒体技术理应纳入教学内容,那些因技术赋权而发生改变的传播关系甚至内容生产也应纳入其中。当然,这些教学内容的变化有些可以单独设置课程,更多的则是对原有内容进行调整、补充和重构,而那些只是处于业界探索阶段的新变化,则可设置一门媒介前沿探索类课程,邀请业界人士进入课堂予以介绍,等这些技术内容经时间沉淀和实践检验为稳定可靠的知识后,再设置相关课程。

  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具有明确的职业目标指向,就是为新闻媒体培养行业人才。然而,随着新传播技术的驱动,媒介生态与传媒实践都发生了巨大改变,新闻传播的职业边界就此打破。现下,不仅许多企事业单位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人才需求,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也不再以进入新闻行业为优选目标。近年来,新闻传播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去向越来越多元化,到传统媒体就职的比例越来越低,到互联网企业、企事业单位从事与新闻传播相关工作者越来越多,就业的路径和可选择的范围越来越广。因此,新闻传播教育除了要培育新闻行业人才外,还应树立多元化目标,培养有着广泛社会需求的公共传播人才。

  此外,新传播技术的赋权还使个体变成了“媒体”,但个体如何正确利用新技术进行内容生产和内容传播,如何进行合理、规范的表达则成为国家和社会必须着手处理的新问题,由此也为新闻传播教育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事实上,美国新闻传播教育史上就曾出现过由报纸匠到新闻专才再到传播通才的教育理念转型,其原因就在于要适应复杂的技术与社会变迁。[18] 面对新的时代境况和时代问题,新闻传播教育自然也应主动适应这种新情况,努力将边界外移,使新闻传播由职业教育向公共传播、社会传播延伸,有效地服务于国家和社会需求。

  一些新闻院校已经提出了服务国家需求的多元化培养目标,如中国人民大学在新闻传播学一流学科建设规划中就提出,要努力造就面向主流、国家急需的高级创新型新闻专业人才和公共传播人才;在2030 年建设成为中国新闻与传播高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基地,以胜任党和国家的新闻舆论工作和国家传播力建设、跨文化交流需求。[19] 复旦大学也把为政府或社会机构培养高质量的公共传播人才定位其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20]

  “面向社会培养新闻传播人才,可以有两个层次的目标期待:一是培养公共传播业的行动者;二是培养参与和服务公共传播业构建的良好公民。”[21] 要转向公共传播、社会传播,则在课程设置上就需破除专业壁垒,课程内容不仅应该包括事实选择、价值判断等专业知识,还应涵盖公共对话、公共管理等其他知识,加强人文素养、科学思辨等能力的培养,不断提升社会成员的媒体素养能力,以便使社会建立起良性的公共传播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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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李喜根. 媒体发展态势与新闻传播教育改革. 全球传媒学刊,2017,4:43.

  [14] 周文韬. 操盘手揭秘:阅读量屡破1000 万+,我们这样打造深度爆款. 传媒茶话会微信公众号,2017-05-12.[2019-05-05]https:/ / mp. weixin. qq. com/ s/ mpo3lTmLBkPc77SPsSttsw.

  [15] 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 教育学基础.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57.

  [16] 杜骏飞. 新闻是人,新闻学是人学. 国际新闻界,2018,2:29.

  [17] 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会编.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3.

  [18] 陈昌凤. 中美新闻教育传承与流变.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17-35.

  [19] 刘义昆. 走向多元: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与坚守.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28.

  [20] 杨芳秀. 关于新闻教育改革的对话. 新闻战线,2016,6:36.

  [21] 张志安. 从新闻传播到公共传播———关于新闻传播教育范式转型的思考.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81.

 

作者简介

姓名:何志武 董红兵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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