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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库尔德利:数据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的最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与数字文化批判
2020年10月14日 09:43 来源:《新闻界》2020年第2期 作者:常江 田浩 字号
2020年10月14日 09:43
来源:《新闻界》2020年第2期 作者:常江 田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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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对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媒介研究学者尼克·库尔德利的学术思想进行梳理与分析,从殖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条思想线索出发探讨作为资本的数据对人的日常生活进行挪用和深度商品化的基本机制。通过对库尔德利的学术观点和研究实践的分析,本文认为,当前的全球数据生产实践预示着殖民主义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回归殖民主义的历史,对其逻辑内核进行批判性考察,而不仅止于将其视为一种新型劳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则应积极在数字时代实现理论与方法的更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的深度结合。

  关 键 词尼克·库尔德利/数据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数字技术

  作者简介常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深圳 518060;田浩,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一、尼克·库尔德利学术思想及其影响

  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媒体与传播系教授,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为媒介、传播与社会理论。他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等校担任访问学者,并在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担任讲座教授。

  尼克·库尔德利十分关注媒介与传播、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权力集中于特定机构的现实在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后果尤其感兴趣。他擅长借鉴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与文化研究的理论,并着眼于在对传统“媒体”,尤其是电视和新闻媒体的社会影响的研究中对上述理论进行发展。长期以来,他持续关注的问题是:信息与传播技术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现实”,以及围绕着这个过程所产生的权力结构问题。他所提出的“媒体作为实践”的分析路径,在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近年来,他的研究重点越来越侧重于数据实践、数据伦理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就数字技术语境下“媒介与权力”相关议题提出了大量具有影响力的观点,其中尤以数据殖民主义(data colonialism)最为知名。

  尼克·库尔德利教授的主要学术作品包括14本著作以及诸多学术论文。他的作品《媒体,社会,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体实践》(Media,Society,World: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 Practice,2013)、《为什么声音很重要:新自由主义之后的文化和政治》(Why Voice Matters:Culture and Politics After Neoliberalism,2010)等受到了学界的欢迎。作品《现实的中介建构》(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2017)获得2017年德国传播学会理论奖(German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Theory Prize)。他的最新著作包括《连接的代价:数据如何殖民人类生活并促使其为资本主义所占有》(The Costs of Connection:How Data is Colonizing Human Life and Appropriating it for Capitalism,2019)以及《媒体的重要性》(Media:Why It Matters,2019),等等。

  二、数据的殖民主义及其特征

  近年来,尼克·库尔德利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以殖民主义的隐喻来解读影响日隆的数据(data)生产实践。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野出发,他在当代数据生产实践中抽象出与历史殖民主义相呼应的一系列理念,以此来完成对数据及其社会意涵的理论化。他认为,数据正全面侵入人类的日常生活,并将其抽象为可供资本借用的标准商品形式。我们的访谈就从这个重要概念开始。

  常江:您曾提到一个十分具有启发性的观点:数据殖民主义就是将历史殖民主义的掠取行径与抽象的计算方式结合在一起。您能否向中国读者详细阐释一下这个观点?

  尼克·库尔德利:数据这个概念正在经历重大的转变。无论在预测商业趋势的报告中,还是在揭示资本主义新特征的批判性作品中,学者们普遍都承认这一点。我们呼吁大家关注这种发展。我和我的合作者乌利塞斯·梅加斯(Ulises Mejias)将当前的数据生产实践与历史殖民主义进行类比分析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当今人们生产和使用数据的方式的分析,为社会变革提供更广泛的批判性观点。我们在新书《连接的代价:数据如何殖民人类生活并促使其为资本主义所占有》(The Costs of Connection:How Data is Colonizing Human Life and Appropriating it for Capitalism)中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点。从16世纪到20世纪,殖民主义行为致使数以百万计的土著人丧失生命,大量自然资源濒临枯竭,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少数人变得更加富足。我们的目标并非简单套用历史殖民主义的内容或形式,也无意于批评其中的暴力因素。我们的目标在于: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对与历史殖民主义发挥了相似作用的另一条线索的阐释,尝试回答资本主义如何规范资源分配行为,以及如何重新定义社会关系以便让剥削变得“自然而然”的问题。

  常江:您能否明确界定一下什么是数据殖民主义?

  尼克·库尔德利:在阐释这一点之前,我们需要重新理解殖民主义这一术语。正是殖民主义在历史上的形态塑造了“南方”的初始状态。近期,学者们在研究大数据的过程中往往缺少一个用以理解整体社会变化的普遍性框架,我认为这个框架可以是殖民主义,因为殖民主义是我们理解眼下正在发生的全球资源获取方式转变过程的最好方式。通过“数据”这一新的殖民主义实践,新形式的资本主义将蓄势待发,正如历史殖民主义的掠夺为工业资本主义在两三个世纪后的崛起铺平了道路一样。西方强权所引领的历史殖民主义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尽管去殖民化斗争主要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及之前,但迄今仍没有完全结束。殖民主义正在以新的形式,尤其以美国式的“新殖民”形式持续塑造着全球文化与经济。历史殖民主义往往表现为宗主国的极端暴力行为与种族主义统治。但我建议,研究者应该首先考量殖民主义的历史功能,亦即,殖民主义在改变历史演进的方向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首要重视的是殖民主义所带来的资源的历史性占有状况:大约从1500年开始,虽然当时西方仍处于基督教时代,但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占有世界范围内的资源;他们不仅试图拥有世界范围内的领土,而且要不择手段地获取一切可能的资源。

  因此我们的观点是:随着当前对数据的收集、处理和提取价值的普遍化,现在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延续,而拥有更深层次的逻辑——这是一种新的分配世界资源的方式,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新的资源获取方式,这就是人类的日常生活本身。通过获取人类经验并将其转化为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数据,我们可以从人类经验流中提取价值。我们称这种新的掠夺方式为数据殖民主义。

  常江:有人会质疑这个概念其实修辞的意味大于它的理论性意味。

  尼克·库尔德利:数据殖民主义并不是借用了殖民主义意象的修辞,也不是以往那种领土殖民主义的延续,而是21世纪独具特色的新殖民主义形式。数据殖民主义将历史殖民主义的掠取行径与抽象的计算方式结合在一起。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框架下理解大数据意味着我们需要准确解读资本主义对这种新技术形态的依赖。这种新技术无处不在,在人与物连接至信息基础设置的所有接合处都发挥效用。这种转变或许意味着,在全球视野内描摹将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形式尚为时过早。正如长期的历史殖民主义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可以预见数据殖民主义将带来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尽管我们现在还几乎无法想象这种资本主义的形态,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的核心必定是通过数据控制人类。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推测资本主义的最终阶段是什么,而是共同抵抗正在发生的数据殖民主义。

  尼克·库尔德利从殖民主义的历史脉络出发,提出数据殖民主义作为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观点。在他看来,数据殖民主义将人类的日常生活视作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数据,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计算化和抽象化获取价值。藉此,我们获得了一种理解数字技术和数字文化的观念框架。

  三、数据殖民主义的作用机制

  在提出数据殖民主义的主要观念框架之后,尼克·库尔德利转而从数据本身的属性出发,阐述当前数据生产实践与数据殖民主义的主要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他认为,尽管数据殖民主义占有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方式变幻无常,但其核心目标是不变的:将人们的日常生活不断纳入日趋扩张的经济领域内。

  常江:您是否能够具体阐释一下数据殖民主义与当下社会的数据生产实践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尼克·库尔德利:我将数据殖民主义所催生的新的资本主义组织的抽象形式与社会关系称为“数据关系”(datarelations)。具体来说,数据关系描述了一种组织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以优化数据提取和创造经济价值的方法。有大量证据表明,数据对人的日常生活的介入和改造,正在服务业、工业,乃至个人理财、教育、健康、保险等诸多领域同时发生。作为组织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数据关系的扩展为重新组织资本主义奠定了新的基础。通过数据关系这种新型的人类关系,数据可以被提取出来并进行商品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已成为可供提取的“开放”资源,以某种“予取予求”的方式供资本任意取用。数据殖民主义对于全球数据流的取用与历史殖民主义对土地、资源和肉体的攫取一样普遍。数据殖民主义与历史殖民主义之间的一个区别是,后者仅涉及有限的欧洲强权国家(最初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而后是英国、荷兰和法国),但新的数据殖民主义则涉及到世界各地的强势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数据殖民主义这一新的术语同时在外部与内部——即在全球与本国范围内发挥作用。数据殖民主义的精英(例如Facebook)正是受益于这两个方面。而南北、东西的划分不再能够发挥同样的效用。

  常江:数据滥用现象的确正在引起人们的关切,而这不仅仅是一个操作性问题,也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

  尼克·库尔德利:是的,许多个人数据被挪用以满足那些非个人的目的。个人数据指的是那些与个人实际或潜在相关的数据,通常是直接从个人处或第三方收集到的。为了使个人数据能够被随意占有,我们必须首先将其视作一种静止不动的自然资源。而获取这种数据资源的逻辑需要自然化与规范化。换言之,个人的日常生活流需要能够以数据的形式被重新调配与呈现。杰森·摩尔(JasonMoore)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曾依赖廉价自然资源的获取:丰富的自然资源易于从所有者手中获取,且不用担心消耗问题,但其“资本的可利用性”必须通过精心设计的市场化手段来构建。我们现在所说的个人数据也是如此。个人的日常生活被视作数据资源,这实际是新的“计算社会性”(computed sociality)的结果,而非先验式的前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无法获得原始数据,因为我们所“捕获”的数据实际上是被“给定”的。但是由于自然资源“天然存在”,一系列建立在这种共识基础上的法律和哲学框架使得“自然资源本来很廉价”的这种观念变得合理起来。可能直到很晚,人们才能意识到自己需要为这种观念付出的代价。

  常江:这种原始数据的获取机制本身,便已经将大多数人和机构排除在有资格获取的范围之外了。数据殖民主义或许也体现为一种话语?

  尼克·库尔德利:是的,就像历史殖民主义一样,数据殖民主义对数据的占有行为也依赖大量的意识形态工作。让我们看一下企业的陈言肤词,即数据是“新的石油”,在被企业发掘并使用之前,它一直被人类白白浪费掉。这也就使得数据被构建为一种具有自然价值的原始材料,正如世界经济论坛(WEF)声称的那样:“个人数据将是新的石油,这是21世纪的宝贵资源……它成为一种与资本和劳动力同样的新型原材料。”通过这种话语,数据与数据收集行为之间的联系被模糊化了。这种模糊通过一个共识体现出来,即:数据仅是人们生活中所散发出来的“疲累感”,原本是无法被任何人拥有的。当然,为了完成对个人数据的占有,数据殖民主义也依赖于其他获取逻辑(extractiverationalities)。正如许多批判学者所指出的:存在着一种社会理性,将对数据获取做出贡献的许多劳动视为无价值的“分享”行为;还存在着一种实践理性,将企业视作唯一有能力获取并因此占用数据的组织;同时存在着一种政治理性,将社会定位为企业的数据获取活动的天然受益者。这与将历史殖民主义视作“文明化”计划,而人类社会从中受益是同样的逻辑。

  常江:在社会机构(social institutions)层面,数据殖民主义是如何运作的呢?

  尼克·库尔德利:数据殖民主义在具体社会中的主要参与者可以统称为社会量化部门(social quantificationsector),这些部门主要包括那些参与获取人的日常社会行为并将其转化为可量化数据的公司,而这些数据经过分析可用于产生利润。西方的亚马逊、苹果、Facebook和谷歌,以及中国的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公司都是其中最知名的代表。社会量化部门包括大小硬件和软件制造商、社交媒体平台的开发部门以及致力于数据分析和经营的公司。后者大多是经济领域中不受管制的部分,专门用于从医疗、金融、刑事和其他记录中收集信息,并通过算法对个人信息进行分类。数据经纪人将这些分类信息打包并出售给广告商和其他用户。

  尽管社会量化部门十分复杂,但是历史殖民主义的实践与当前数据殖民主义的发展之间的相似性仍然让人震惊。不妨回想一下殖民时代西班牙帝国的声明(Requerimiento)。征服者以西班牙语向不懂西班牙语的听众宣读此声明的目的,就是向土著居民介绍他们将要遵从的新的世界秩序,否则将面临种族灭绝的后果。如今,在数据殖民主义时代,我们已经习惯于使用同样难以理解、被称为“服务条款”的文档,其中大多包含了公司过度收集用户数据的主张。西班牙帝国声明的权威来源于绝对的力量垄断。当今的力量则来源于各种形式的经济集中,其中之一就是数字平台。无论使用何种形式的权威,它的效果如今都是通过话语行为实现的,这种行为将个体不可避免地嵌入到殖民关系中。

  常江:我们是不是可以将数字化的超级平台(比如Facebook和苹果)作为分析数据殖民主义的切入口?平台的数据生产实践对日常生活的殖民,有哪些具体的方式?

  尼克·库尔德利:殖民主义历史使我们明白数字平台的出现不仅仅是一种商业发明,甚至不仅仅是通过多边市场所形成的新的经济控制形式。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数字平台为资本生成了新型的“社会”,这种社会由于数据的存在,其内部的各个细节都能被持续跟踪、获取、分类和计算为价值。普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迄今仍然游离于一般经济关系之外,但是通过数字平台这一关键手段,日常生活将完全被纳入市场化的网络。阿维森(Arvidsson)很好地分析了从平台数据中提取价值作为金融化形式的技术方法,但是更基本的做法是对社会本身的挪用。

  不过,社交媒体平台获取数据并进行商品化和价值提取只是数据殖民主义将日常生活纳入资本的多种形式中的一种。还有一种是,在人类生产的所有领域中,以数据为导向的物流都获得了巨大增长,无论这种物流是否以牟利为目的。不仅物流本身与全球供应链中货物移动管理成为同义词,物流的普遍“逻辑”也对所有的产品,以及所有人类和非人类的行为都一视同仁,均通过数据对其进行管理。这就将连续的数据收集和大规模的数据处理纳入了许多工作领域,并导致了这些领域的巨大变化。因此数字平台上和围绕着数字平台的准劳动力的增长,以及各种形式的低薪劳动力,构成了日常生活被资本占用的第二种方式。

  人类的日常生活被新型社会关系所占用的第三种独特的方式是,个体会为了数据获取而主动收集自己的行为,这种举动有时是自愿的,但经常(这或许与第二点有所重叠)是他们的劳动或其他合同的要求,比如保险或社会保障。正如最近一些数据批判研究阐明的那样,这种形式的自我数据收集为新的歧视和不平等提供了基础。

  常江:日常生活殖民化带来的主要后果是什么?

  尼克·库尔德利:刚才谈到的那些转变都体现了资本对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占有,以及对个人生活大部分领域的占有,这种占有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殖民性。然而,关键的一点是,从严格意义上讲,推动数据殖民主义成为可能的社会关系不仅仅是劳动关系,也包括各种类型的私人关系。人类生活本身正在以新的方式逐步资本化,其细节、程度和精确度远远超出了我们对日常生活资本化的早期预测。

  尼克·库尔德利不仅界定了数据殖民主义与全球社会发展过程之间的关系,也具体而微地说明了其得以顺畅运转的意识形态机制,以及主要通过超级数字平台收集和生产数据的具体方式。数据殖民主义的实践将人的日常生活纳入经济范畴内,再以此为基础塑造有利于资本主义自我更新的社会关系,这是人类生活进一步资本化和殖民化的集中体现。

  四、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数据实践

  作为一名倡导将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当代社会分析结合的学者,尼克·库尔德利指出当前的数据实践实际上大大扩展了马克思关于商品的定义。在他看来,数据通过殖民主义的逻辑提取、占用人类的日常生活并将其深度商品化,并从中发展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

  常江:您在研究中经常引用马克思的表述,请问您认为我们是否应该对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加以发展以适应当前的社会与全球情境?

  尼克·库尔德利:必须要指出,一些学者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是正确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历史殖民主义的论证的确不够充分,而更多将目光聚焦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增长时期。但这一时期恰恰是在历史殖民主义为欧洲各国提供了大量资源供其发展的前提之下才成为现实。我首要将马克思视为社会理论家而非政治经济学家,他发展出一套这个世界上最宏观的社会解释体系,清晰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如何产生,以及如何通过新的社会关系所催生的商品形态将自身确立为全球秩序。正如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例如莫伊舍·普殊同(MoishePostone)所坚持的:我们需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为社会理论家的马克思的一系列论断与当代社会关系愈加密切,包括中国也是如此。立足于这一点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这正是我们在这本书中想要阐释的。

  常江: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数据殖民主义?

  尼克·库尔德利:通过借鉴马克思的洞见,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更广泛的殖民主义及其社会形式。我认为,不应该拘泥于所谓“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而应当从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全球历史的解释的局限性及其对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的相对忽视的后殖民主义辩论开始我们的思考。这使我们可以更加自由地借鉴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当然,我们也综合了马克思主义学者近年来在数据研究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以确定当前劳动剥削的独特形式。但是我们寻求另一种论点,可以更好地把握当前的数据占用规模及其对资本再生产造成的长期影响。

  马克思很清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领域正在不断扩大。因此,我们不应该将商品领域局限于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至晚期所设定的范围内。马克思著名的商品化例子是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曾经的工作或生产活动变成了劳动力。这种劳动力获得了在市场上交换所需的可衡量的标准。这样,工人的劳动力就可以作为商品出售。此外,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使用的物品也作为商品获得了交换价值。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的种子和肥料成为商品。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前,它们只是土地使用过程的一部分。因此,商品化对社会的变革性影响在于,劳动这一日常活动在工业资本主义中获得了抽象的维度。通过在“后马克思主义世界”对马克思的重新诠释,我们想要强调的是,正是由于商品化这一抽象力量,人类的生活过程才会转化为具有价值的“事物”。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常江: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分析,是否需要我们做更多的理论阐释工作?

  尼克·库尔德利: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得以采取一种新的方式从人类的生活流中获取价值,这其实与马克思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提出的劳动商品化是同样的逻辑。如今,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日益暴露于资本主义数据化力量之下这一现象,学界已有共识。四五十年前,学者们指出资本主义的工作组织已经由工厂扩张到了全社会,这就是著名的自治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工厂”概念(socialfactory)。关于类劳动(quasi-labor)与游戏化劳动(playbor)剥削的研究也已颇具成效,尤其是在数字平台上的研究,这些新理论往往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补充。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思考商品化在围绕着数据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关系中所发挥的新作用。须知,“数据”是对人类生活过程的抽象化处理。数据的抽象化过程并非是自动进行的,而是通过某种我们所允许的社会关系进行的。同时,数据日趋商品化。马克思认为,工业资本主义通过将劳动这一普遍人类活动转变为具有抽象维度的形式来改变社会。如今,数据殖民主义通过将人类生活转变为一种新的抽象的形式来改变社会。我们需要强调,这种转变的方法并不是劳动关系,而是广义上的商品化的社会关系,或更简单来说,是数据关系。

  常江:“我们所允许的社会关系”,指的是什么呢?

  尼克·库尔德利:它的意思是,即使是那些最普通的社会互动,也已经像种子或肥料一样,通过数据化来不断创造出生产要素中的剩余价值。人们被追踪,并从他们的社交中被提取出数据,即使这些数据可以被占用、提取和商品化,但这并不是一种新型的劳动,因为这个过程不仅包括劳动,还涉及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这些方面直到现在还没有被视为经济上的“关系”,而是视作一个泛化的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这些新型的社会关系将人类纳入到数据提取的过程中,但是表面上看起来又不具有攫取的色彩。此处有一个关键点:大胆而又狡猾的公司试图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纳入一个泛化的过程以产生剩余价值,无论其是否被视作产品。从肉体、事物和系统中提取数据为管理所有事物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正是平台和其他的数据提取环境所发挥的新的独特作用。如果这个过程成功的话,这种转变将不会给资本主义生产留下任何明显的“外部”:日常生活将直接融入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由于这种转变的发生有赖于数据殖民主义的占用行为,因而,从被占有的对象——人类的角度来思考被剥夺的感觉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常江: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分析数据殖民主义,会面对什么样的困难?

  尼克·库尔德利:一个阻碍我们理解当前的数据殖民主义的变化,以及它与之前殖民主义(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相似性的因素在于,人们普遍认为,自治主义(Autonomism)与其拥趸已经很大程度上介入现今的资本主义发展了。人们已经发现了社会生活全面转向资本主义的取向,但是他们仍然不清楚其机制,除非他们意识到了应该将工作的结构与规范拓展至整个社会生活领域。正如罗萨琳德·吉尔(Rosalind Gill)和安迪·普拉特(Andy Pratt)所说的:从社会工厂的视角来看,劳动被区域化、分散化和去中心化,从而整个社会都被置于对利润的支配之下。克里斯蒂安·马拉齐(Christian Marazzi)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现今,资本主义的工作组织旨在融合工作和工人,使工人的一生都投入工作。但这种观点对于我们理解数据殖民主义毫无帮助。因为无论数据殖民主义是否将生活作为原材料,日常生活都实际上是一种劳动形式,或至少是与劳动相似的(labor-like)。

  随着数据在全球范围内差异化剥削中发挥的作用逐渐加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发掘一个新的点以抵抗21世纪资本主义独特的资源占有方式。我们观察这些发展的态度不应该局限于欧洲过去半个世纪中社会化的资本主义,而应该着眼于全球范围内长达数百年的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纠缠。如果没有历史殖民主义对广阔的领土、自然资源与肉体的占有,工业资本主义就不会发生。与此相似,我们现今正在目睹着另一场长期变革的初始阶段:通过包括数字平台在内的各种机制对日常生活实现殖民性占领,并进一步被资本所吞噬。我们认为平台实际上产生了一种社会资本,就是说,平台是一种允许数据价值被占有与剥削,并与其他数据互相连接的“社会”形式。与其是说劳动的扩大化,不如说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的本质就是对自然资源的占有。这种占有方式使资本的所有主体以新的方式呈现,所以最有助于我们理解的,正是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相关的新阶段的殖民主义。

  常江:围绕着数据殖民主义这种新的殖民主义形式,我们是否需要对“数据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政治体系进行有意识的建构呢?正如萨义德和霍米·巴巴所做的那样。

  尼克·库尔德利:我们可以通过回顾秘鲁社会学家阿尼拔·基雅诺(Aníbal Quijano)的观点来获得启发。对基雅诺来说,理论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通过“后殖民主义”超越殖民主义,而且通过“去殖民主义”思维从根本上挑战殖民主义的合法性。虽然他专注于历史殖民主义,但他的思想对于探讨数据殖民主义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去殖民主义的思想让我们明白,无论是历史形式还是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只有在其核心思想被攻击时它才会奋力反抗;而其核心思想恰恰在于:使连续的占有自然化、必要化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使其显得有助于人类的发展。我们必须放弃基雅诺所说的“绝对的普遍性”(absolute universality)。仅仅有“后”理论是不足的,我们需要的是“去”理论。即使我们已经发现了数据殖民主义所试图创造的人类社会新秩序的企图,但是也要明白,大数据的逻辑并不是唯一可能的人类秩序愿景。

  常江:作为一个长期关注中国数字媒体行业和数字文化的学者,您能否为有志于从事媒介与传播批判研究的中国学者提供一些建议?

  尼克·库尔德利:对我而言,中国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有趣的社会,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到基于数据使用而建立的新社会秩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没有办法向中国学者们提供建议。因为他们一定比我更深入地了解诸如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中国平台。如果需要我提供建议的话,那么我一定会说:要创造性地使用历史社会理论来阐释传播行为在建构新的社会秩序中所发挥的作用。这里的传播行为指称的是使一种社会关系得以重新组织的新的基础形式。中国政府似乎对这一目标很明确:在其所制定的政策文件中,目标是推出“改善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市场举措”。现在,社会理论和传播研究的责任是确切阐明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这种实践将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让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的批判传播学者都倍感激动的时刻。

  尼克·库尔德利相信我们目前正处于一场新的社会形态产生的初始阶段,而数据殖民主义正在为这种新的社会变动进行准备工作。中国传播学研究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得以目睹并亲历新的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这为批判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学界“在历史中”创造性地进行着的社会理论构建工作,将是对当前的社会实践最为有效的摹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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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常江 田浩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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