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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可以给新闻学的发展带来变革 ——文化科学对当代知识的破坏性建构
2021年03月15日 10:52 来源:《新闻界》2020年第5期 作者:常江 田浩 字号
2021年03月15日 10:52
来源:《新闻界》2020年第5期 作者:常江 田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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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对知名文化研究学者约翰·哈特利的学术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并着重理解他对“文化科学”这一理论化路径的阐释,以及这一路径对媒介、传播和新闻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哈特利认为,文化研究应该不断与科学领域内的前沿成果进行开放性对话,以推动自身研究范式的更新。他尤其强调,从文化的视角切入新闻研究,主张“作为人权的新闻”,能够为新闻学研究带来变革。此外,我们应该对具有破坏性建构意义的文化科学的前景保持乐观的态度。

  关 键 词:约翰·哈特利/文化科学/新闻研究/文化研究

  作者简介:常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深圳 518060;田浩,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一、约翰·哈特利的学术思想及其影响

  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是澳大利亚科廷大学(Curtin University)文化与技术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科学、新闻学与媒介文化研究。他出生于英国伦敦,本科学习英国语言文学专业。他于1990年在默多克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Doctor of Philosophy),于2000年在威尔士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Doctor of Letters)。其后,他的职业生涯主要分布在威尔士与澳大利亚,曾在威尔士理工大学(Polytechnic of Wales)、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默多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伊迪丝·考恩大学(Edith Cowan University)、昆士兰科技大学(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和科廷大学任教。

  哈特利是一位文化研究领域内的知名学者,对文化研究与人文学科的现代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着力探索文化科学这一领域,试图将文化研究与进化论等科学观念体系的前沿领域接合起来,实现对文化的重新定义。他近些年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创意经济,尤其关注用户生产内容或自生产内容在数字媒体与社交网络中的作用,以及创意产业的跨国发展。

  哈特利的学术成果包括超过200余篇学术论文与24本著作。他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是1978年与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所著的《阅读电视》(Reading Television)。这是第一部从文化视角分析电视的著作,被翻译为7种语言,并被广泛认为是该领域内的权威读物。他学术生涯中的著作大多以文化研究与文化创意产业为主题。包括《数字素养的使用》(The Uses of Digital Literacy,2009)、《传播、文化与媒介研究:关键概念》(Communication,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The Key Concepts,2011)、《文化与媒介研究的数字化未来》(Digital Futures for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2012)等著作都受到了学界的欢迎。他近年出版的著作仍然沿着他的学术道路前进,主要关注文化科学的主题,包括《文化科学:故事、群体、知识与创新的历史》(Cultural Science:A Natural History of Stories,Demes,Knowledge and Innovation,2014)等。

  哈特利也积极参与本专业与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受到学界广泛的认可与赞誉。他是澳大利亚学术研究委员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College of Experts)专家成员、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会士、澳大利亚人文研究院(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院士、英国皇家艺术学会(Royal Society of Arts)终身会士以及澳大利亚勋章(the Order of Australia)的获得者。

  二、从文化研究到文化科学

  约翰·哈特利是文化研究领域内的知名学者,也是文化理论在当代的代表性人物,一直着力推动对文化研究的科学体系的建构。他的学术思想试图清晰地勾勒这一学术领域的思想基础与发展脉络,巩固文化科学的建设合法性。我们对他的访谈正是从这个角度切入。

  常江:您近年来不断呼吁将文化研究改造为“文化科学”,为何做此呼吁?是因为经典文化研究的发展陷入了某种困境吗?

  约翰·哈特利:与许多西方的文化研究学者相似,我本身的学术训练主要在文化领域内,而非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领域。但是我从未在人文类的院系工作过,而一直在媒介、传播、新闻或创意艺术系所耕耘。我的职业生涯横跨着文学理论深入影响相近的学术领域与公共话语的那个时期。但是在当时,“英文”这个主导性学科拒绝接受流行媒介研究与大陆理论(Continental theory),因此我不得不在其他学科寻找教职。

  我们过去常常开玩笑说我们的“专业”其实取决于我们的交往对象:对于雇主来说,如果我们的专业是(作为实用技能的)传播学或者新闻学,那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对于学生来说,如果我们的专业是媒介的话最好。因为他们想要学习如何实践媒介,而非理解媒介研究。而当面对学术界同侪,我们的专业就名为“文化研究”——这是一系列跨学科知识理论与文化的通用名。在那时,文化研究还仅仅是一种批判的模式与话语,而非一个学科。

  然而,一旦“文化研究”被编纂进期刊中,被吸纳进课程中或被树立为一种职业的话,它就变得体制化、僵化且意识形态化。在美国尤其如此。与此同时,我察觉到了生物科学与计算机科学的剧烈变化。企业资本主义也推动技术加速发展。而文化研究则持续保持着在个人、经验与文本层面上探索“身份、阶级、性别与性的政治”。除了保持对权力的关注之外,文化研究与当前数字技术、全球化媒介、贸易与消费主义的扩张似乎格格不入。

  转向社会科学寻求帮助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政治经济学无意于探究意义或内容;而心理学则将文化简化为行为研究或病理研究。我想要探索一种能够联系个人维度与世界维度的方法。这种方法既能够聚焦在语言、文化、文本性、身份、意义以及(权力与娱乐之间的)关系这些领域,又能够深入理解全球化体系与数字化传播的运作规律。

  常江: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所尝试建构的“文化科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范式的内涵吗?

  约翰·哈特利:我发现“文化符号学”领域内的苏联/爱沙尼亚人尤里·洛特曼(Yuri Lotman)的研究已经给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提出了一个“文化-语言-传播”系统理论模型。这与主导西方文化研究(包括影响了我自己的研究取向)的索绪尔主义进路截然不同。文化科学(Cultural science)就植根于这种进路,并被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和杰森·波茨(Jason Potts)等人的进化经济学以及斯图亚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与圣菲研究所(the Santa Fe Institute)所代表的有关复杂自适应网络的计算科学理论所催化。我一直致力于寻找将这些研究进路与经典文化研究融合到一起的方法。因为政策制定者与有影响力的科学家正在随心所欲地使用文化领域内的概念,而忽略了人文领域内的诸多学术成果。文化研究也被视作一项时髦但并不严格的培训项目。

  对我而言,最主要的理念突破是要了解科学本身已经由简单经验主义(reductive empiricism)转向了系统动力学(systems dynamics)。文化显然很适应这种转向。通过这种进路,我们能在全球范围内对文化进行大规模、跨种族、历时的研究。文化就不再仅局限于“过往的遗存”或“人们的非生产性主体身份”。现在,文化可以看作是适应性知识的引擎:它既是知识在大规模人群内部与外部快速传播的手段,也是在不同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冲突)中出现“创新”的机制。

  常江:经典文化研究与文化科学研究的过程有何不同之处?

  约翰·哈特利:文化研究主要关注媒介上与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实践。文化科学其实也立足于此。文化研究深入探索诸多群体自身与“他者”之间的话语关系,尤其是深藏于性别、种族、阶级、民族以及其他身份差异之中的权力关系。文化研究还鼓励人们将注意力由曲高和寡的高雅艺术转至日常生活行为。而文化科学进一步将这种科学进路归结为两个重要的步骤。首先,它主张运用一种源自信息论、控制论与网络科学的系统方法。其次,它将采用一种进化论方法,不但关注领导者或精英人群的行为,也在较长时间维度上寻求对整体人类社会活动的阐释。

  当然,自然科学与生物科学已经在进化理论的道路上前进了一个世纪之久,社会科学仍然在这条道路上缓缓前行。但人文学科却经常抵制进化理论,因为它曾被用以服务于种族主义政治。但进化经济学已经表明,将进化论方法应用于解释人类如何创造知识、生产价值的过程,前景十分广阔。正如文化科学想要借助在数字时代蓬勃发展的计算机理论的优势一样,文化科学试图从这些跨学科领域内汲取养分。如今,我们可以借助编程与算法大规模地“阅读”人类行为。如果我们不参与社交网络,不去理解计算技术所积聚的“大数据”的话,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现代全球文化。

  因此文化科学试图去理解文化如何创造群体(我们将这种互相了解的群体称为“提姆”demes),群体又如何创造知识,知识如何在较长的时间维度上被发展、被挑战以及被改变。我们想要理解知识是如何在一个整体架构中被跨群体“翻译”的。这些群体之间的边界包括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基于身份、情感、组织关系与创造力的个人“提姆”。我们在这里使用“翻译”这个词语而非“传播”,主要是因为知识并不仅仅是一种静止的数据,还是一种意义、一种价值和一种用途。此外,文化科学还研究已有的文化系统是如何在其内部,以及在跟其他竞争性系统的动态交互中演进与变化的。

  常江:您所提出的文化科学1.0和文化科学2.0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约翰·哈特利: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在创建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邀请社会学家艾伦·沙特尔沃思(Alan Shuttleworth)向该中心介绍欧洲大陆关于“文化科学”的研究。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最早的会刊Stencilled Occasional Papers就刊登了沙特尔沃思的马克斯·韦伯研究和文化科学研究。循着这条线索,威廉斯在他1974年的演说之后,也将他自己的知识创新模型称为“文化科学”。他在这个模型中尤其引用了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和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研究成果。他追溯了学者们对文化的研究:早期现代尝试将文化视作精神或意识驱动的普遍人类发展的产物,而马克思则将文化看做物质所生产出的概念。他想更进一步,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文化科学的中心问题界定为“不同实践之间的关系”,并将传播视作一种可供文化科学分析的实践形态。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迄今仍然在沿用这种对文化科学的界定,其核心在于“社会、文化与人文科学”。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如此形容“文化科学”:“我所要描述的文化科学归属于文化研究。”换句话说,文化研究就是这样被想象的。威廉斯被文化科学的开放性所吸引,并称赞其精神“深刻开放,机敏通俗”,并试图效仿其“蓬勃而普遍的人性”。他使用文化科学来表述他所称的“公开共谋”,这种共谋将会以新的方式进行反复试验,但最终会以公开的方式发挥作用。这是对文化科学非常好的描述。

  我所倡导的“文化科学2.0”与之一脉相承。我主张文化研究的目的仍然是探索不同实践之间的关系。所不同的是,文化科学现在可以超越其“拉丁文”形态的前进化阶段。鉴于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发展,文化科学需要得到更新以研究实践中的演进性变化。同时需要不仅仅着眼于结构关系,而进一步探索因果关系。

  常江:这种演进性变化指的是什么?

  约翰·哈特利:韦布伦(Veblen)认为,这是“经济行为”的“累积序列”中的“因果关系”。在文化研究中,它笼统地指知识的增长。在这里,我们需要将新达尔文主义的进化科学(neo-Darwinian evolutionary science)与传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区分开。后者是诸多文化研究传统提到进化论的时候所浮现的想象。我们这里所说的进路并不试图通过虚构的起源来合理化当前的权力关系。相反,它试图使用自然主义的方法来解释变化。在这一点上,尽管这种进路运用着更好的方法,其目的与早期文化研究的经典作品并无不同。

  对于文化研究,乃至更广泛的“文化转向”来说,重要的是探索更开放的文化领域,而非推动研究内容的内卷化。因此,文化研究首先将流行文化和日常生活纳入它的分析系统中,这种系统旨在形成对精英艺术的审美和道德判断。文化研究进而尝试关注大量的文化实践,而非囿于文学传统中实现自身的经典化。文化研究也引发了人们关注文化的政治经济维度,促使人们追问“关系性实践”(relational practice)的问题。例如威廉斯所说的,谁会在实践中受益?实践是出于什么目的?

  因此,文化研究(“文化科学1.0”)寻求一种恰当的实操性方法以分析所谓“自然”的结构特征。尤其是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之后,文化研究将指导性常识斥责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人们越来越多地寻求一种总体的“宏观”理论模型,以理解生产“微观”结构的系统。文化研究在与其他研究领域对话的过程中沿着这条道路不断进行探索。首先是通过沙特尔沃思(Shuttleworth)、韦伯(Weber)等人与社会学的对话。随后,尤其是在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执掌期间,CCCS通过银幕理论(screen theory)实现与符号学和文本形式主义的对话。再之后,则通过更复杂的方式与女性主义、种族身份乃至其他身份政治联结在一起。

  常江:文化研究自身的发展的确立足于跟其他思想体系之间的对话。

  约翰·哈特利:是的。最长期的对话发生在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这种对话并不是共产主义政党的那种政治马克思主义或激进马克思主义,而是理论马克思主义或“科学马克思主义”。对于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作品而言尤其如此。这种对话也不是资本抑或《共产党宣言》,而是《政治经济学大纲》或《德意志意识形态》。并非只有CCCS转向了“大陆”马克思主义。威廉斯也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一书中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型中发展出文化研究中最为持久的宏观结构关系。

  从那时起,对于社会结构(阶级的不平等)、文本性(意义的建构)、身份(个人政治)和结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持续关注一直推动着文化研究的发展。它对可以用以确立抵抗身份的系统保有结构主义式的兴趣,而对“累积顺序”和变化没有产生演进式的兴趣。而且它将宏观变化理解为“外在的”而非“内生的”,也就是说,宏观变化来自革命(外部冲击)而不是进化(累积序列)。

  尽管文化研究持续与人类学、后殖民主义和近期的地理学等许多领域产生了富有成效的交叉,它却很少与经济学产生对话。仅有的对话是以缩略形式的政治经济学而存在的。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在经济学中处于边缘地位,但却占据了这一领域的主导地位,出现了乔姆斯基(Chomsky)、席勒(Schiller)、加纳姆(Garnham)、米勒(T Miller)等学者。文化研究因此对经济学领域内的剧烈变化不甚敏感。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正面临着多重挑战,这些挑战具有后我向(后自闭、后孤独)与异质性等特征。这些挑战具有明确的进化特征。

  由于缺乏进化性转向,文化研究往往会陷入倒退和停滞的状态中:它变得规范化、道德化,倾向于追求“本质规则”(如马克思主义对权力的解释);以及通过了解不同行动者(如艺术家、知识分子或大型机构)的道德价值来预判因果关系。

  在现在的文化研究中,要预先知道在哪里可以发现谬误,在哪里应该表示同情,这实在是太容易了。

  这与最初的文化科学1.0已经大相径庭了,尽管后来有大量的拥护者不断赞美与神化这一领域内的开拓者。建立文化研究这一领域的目的是利用经验事实(例如文本),对能够近距离观察的实践进行经验分析,同时注意威廉斯所说的“结构之间的关系”,并发展出理论化的综合体。文化研究需要“开放,机敏和普适”的精神来分析意识形态。但是多年来,它已经逐渐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它吸纳了某种预判的、带有偏见的政治派别与立场的意识形态,不再围绕着当前的现实问题,而是在前人的羽翼下开展研究。

  现在,对于文化研究(“文化科学2.0”)而言,重要的是不要停留在伯明翰的“荣光”中。是该继续前进的时候了;或许我们也需要一些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来扫清道路。这就是“文化科学2.0”的旨归。

  常江:为了使读者能够清晰明了地理解,您能说说文化科学最重要的理论价值是什么吗?

  约翰·哈特利:文化科学将我们的目光引向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区域。如果缺乏了对身份、创造性与语言的关注,经济本身的问题也无法被解释。经济和文化价值的这种坍缩融合,是否意味着我们在掩护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许多同侪都赞成这种说法。但也有另一种出人意料的观点。2009年,当代最重要的激进主义组织之一——《阿德伯特斯》(Adbusters)杂志有一期专门研究异质性和进化经济学。这说明进化经济学恰恰是用以反抗现状的武器。

  当然,文化研究需要与新古典经济学保持距离。用韦布伦不朽的名言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就是“一个人坐在一个自足的欲望小球中”。但是,文化研究绝不能使自己沦落为这样孤独,充满渴望却不与他人沟通的状态。文化研究可能会简单地(经意或不经意地)再现新古典主义的模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仍然倾向于在“充满渴望的个人”的术语之上研究身份和创造力,这正是文化研究所做的。

  约翰·哈特利作为深耕文化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从历史、理论、特征与发展前景等方面,对文化科学这一领域的现状与未来进行了清晰的介绍。他认为,文化科学应该适应当前科学领域内的发展趋势,在新的环境中持续关注不同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此外,他强调文化科学要继续保持其开放性,在与来自各个领域内的前沿成果保持对话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理论体系的进化。

  三、文化研究视野下的新闻学

  约翰·哈特利对从文化研究视角所进行的新闻研究也颇有心得。他表示新闻研究与文化研究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相似性,这为我们从文化进路出发进行新闻研究提供了合法性。对此,哈特利认为,新闻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文化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化探索。

  常江:作为一名文化研究学者和新闻研究学者,我对您从文化研究角度进行新闻研究的方式非常感兴趣。您为什么认为这种理论化新闻的进路是合理的?

  约翰·哈特利:文化研究和新闻学在很多重要方面都有重叠。它们都对在复杂社会中技术对意义的中介化作用感兴趣。它们都以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新闻学从可报道的事件角度切入;文化研究从日常生活经验角度出发。它们都表现出解放主义的倾向:新闻学是现代自由主义传统的一部分;文化研究是围绕身份、权力和再现斗争的批判性话语的一部分。但是,成长于大学校园中的新闻研究传统倾向于不关注新闻在现代社会中的总体性目标,而是关注新闻在工业化和公司化生产模式中作为专门职业的目标。在这种研究传统中,文化的进路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在以冲突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中,尽管(或由于)文化和新闻进路在意义的交流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但这两者通常是被视为对抗性的或相互排斥的。

  新闻学并不是作为一种专业技能而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而被纳入文化研究的。文化研究尝试分析新闻文本(包括图像和视听形式的报道)在符号学、叙事学和其他传播属性方面的特性,以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批评家们所观察到的政治或社会影响;以及确定普通民众可能拥有或积累的那些资源,以抵抗这些影响或提出新的替代方案。在对新闻的研究中,接受新闻的语境与生产新闻的语境同样重要。这种语境被视作文化意义上的社区,而非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或政治学意义上的选区。

  新闻研究的文化路径并非是一种学科建制,也与约定俗成的方法论无涉。由于这种进路的外生性与跨学科特质,多年来它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反身性。这意味着在政治上和在已有的学科基础上理解研究者的立场。实际上,这是一种干预主义的分析形式。它的支持者不仅试图理解世界,而且还希望改变世界。这个进路上的诸多理论家都在积极培养行动者。

  常江:您在2007年曾提出“作为人权的新闻”。我认为这实际上是您对1990年代后期新闻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激烈的媒介战争(Media War)的自然反应。您能简单说说这种主张的意涵吗?

  约翰·哈特利:简单来说,我们需要将自由主义新闻的普世追求与文化研究的解放性主张相结合。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提及《世界人权宣言》(UDHR)第19条所提出的大胆假设,尤其是它所提出的“所有人都毫无例外地拥有寻求和接受信息的权利,也拥有传播信息和思想的权利”这一极端理想化的自由主义主张。第19条原文为:“人人有权享有观念和言论自由;这项权利包括享有不受干涉的观念的自由,以及通过任何媒体、在任何边界内寻求、接受和传播信息和思想的自由。”

  如果我们将新闻视作一项人类的基本权利,而不仅仅是某种精英职业的培训,那么就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助于推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第一个是如何获得写作权的问题。新媒体研究中的识字能力并不仅仅是技能问题,而且包括从自我表达到引人注目的交流,描述和论证这一整套创造性能力。这也就将识字能力从阅读能力扩展到了读写能力。第二个是如何组织和编辑数十亿页文字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包括数据规模化、数据挖掘和数据归档等具体的技术问题,还涉及到如何编辑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媒体饱和群体(media-saturated population)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都是关于编辑的问题。第三个是如何在社会中呈现事实与观点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彰显观点的问题。第四个是如何讲述真相,以及在被告知真相之后如何讲述它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传播伦理的问题。第五个是如何将审判和事实基础结合起来的问题。如何在寻求真相的过程中,通过对话将多样化甚至冲突的读者联系起来,以了解正在发生的事实?这要求我们在重视表达而非理解的语境下(the hive over wisdom)实施对读者实践的研究。最后,在每个人都是新闻工作者的时代,那些“典范性新闻”身处何方?它们如何提升知名度?这就提出了一个作为“读者文本化体验”的新闻的吸引力和传播力的问题。这就是以往所说的新闻的“文学性”问题。

  常江:您是否认为现今具有各种数字形式和“智能”模式的新闻仍然是人的基本权利呢?在数字时代我们如何实践这样的理念呢?

  约翰·哈特利:我认为这件事没有任何选择。只有人们站起来去实践,新闻才能成为一项基本权利。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新闻是当今能够识字的人们交流信息和知识的手段。新闻在系统层面具有一定的文化功能。它能够聚集群体,叙述现代性,而且能够协调不同的知识体系(通常情况下新闻会偏好“我们的”,而贬抑“他们的”)。新闻同样能够允许差异的冲突和对真相的检验。

  有时,新的玩家会闯入系统并更改规则。他们可能会面临抵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创新会融入到通行系统中。例如,“新闻”(即由公司和官方法规主导的专业新闻编辑室实践)花了很长时间才能适应数字革命。诸如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和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这些吹哨人们展示了数字数据如何被篡改,诸如维基解密(WikiLeaks)这种新的新闻方式进一步宣传了它。这使主要的行动者丧失了自由,甚至更多。同时,执法机构否认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是一名记者。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项人类的权利。

  这没有什么新鲜的: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新知识技术和范式转向的先驱通常被人们否定和贬低。因此,我强烈反对将新闻定义为一种专业或一种职业(但欧洲大陆学者往往倾向于这样做,例如我所喜爱的学者Thorsten Quandt或Mark Deuze等)。因为这会将新闻限制在一小部分受过专业训练的内部人员的工作范围之内。

  我更倾向于将新闻视为公共对谈。因此新闻应包括关切现实的多种文章,而并非专业人员所定义的“新闻”。这也表明了我对“文化新闻”(例如流行和时尚杂志中的新闻)、业余新闻、社区新闻(包括博客等)以及社交媒体的兴趣。在这些形式中,在这里,“真相”正在以一些主流新闻从未想到的方式被检验着。新闻业是否可以带来一种全球公众(global public)还有待观察。我的赌注都压在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身上。

  从文化研究的视角进行新闻研究,实际上是将新闻视作一种文化实践。可以发现,约翰·哈特利对新闻研究的理解恰恰植根于他对文化研究的多年的探索。这种理解不仅重新界定了作为文化实践的新闻概念与新闻目标,也建议新闻研究应该反思文化反身性。此外,哈特利拒绝将新闻视作一种职业,而主张大众追求一种“文化新闻”意识,即在数字时代推动新闻概念的“文化化”。

  四、文化研究的“破坏性建构”

  约翰·哈特利对于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认为,文化研究在“中国世纪”中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这种发展可能恰恰指向了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知识合法性危机。但哈特利也强调,我们应该对具有“破坏性建构”能量的文化科学保持乐观的态度。

  常江:您曾经说过,文化研究(或文化科学)在21世纪,或者说“中国世纪”中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观点呢?

  约翰·哈特利:在西方,文化研究一直是破坏性知识力量。这可能为中国带来许多经验。其中之一是,破坏性的创新通常会引起社会相当消极的反应。直至它们被广泛地采纳,这种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所说的“新冲击”才能够被消除。作为一种知识活动,文化研究当然是正确的。科学和政策话语往往会忽略甚至保留一些“秘密”,但文化研究往往会脱口而出这些一般性知识,因此文化研究吸引了很多热度。这种“秘密”是所有知识都面临合法性危机,因为知识的合法性无法被预先确定。作者(或称专业见证人)的权威,方法(科学)的充分性,甚至是观察到的表象(常识),所有这些都被文化研究的“后现代”模式视作源于语言的“建构”、修饰,权力的计谋或虚构。总之,并非现实。因此文化研究招致了科学家、被激怒的经验主义者和那些希望相信流血真相的人(新闻工作者)的嘲弄。

  但是,在热度消退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仅仅是医生所谓的牵涉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文化研究,而在于现代知识本身。知识在当今已经是“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和“媒介文化”中经济增长、公共政策、商业实践和知情公民(更不用说老练的消费者)的动力。由于知识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生产力都至关重要,显然我们需要信任知识。同样显然,这种信任是不可靠的。合法性的连续危机正在席卷世界。从诸如切尔诺贝利事件、博帕尔事件、转基因食品、生物科学等“大科学”是否安全,到是否能够讲述诸如气候变化的真相,到诸如伊拉克和伊朗等国家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到政客、记者和作家是否在伪造故事,乃至诸如索卡尔事件(the Sokal hoax)等让文化研究本身感到尴尬的事件。

  文化研究乐于对现实主义“文本”进行“解构性”阅读。这种文本并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作品,而包括现实社会的一隅——例如科学与政治。难怪当真理被破坏时,那些与真理息息相关的人会表示愤怒。它要么被知识所暗含的不确定性所损害,要么不可避免地被多元化,成为一种经验,而非事实。例如,有宗教信仰的人既承认科学真理,又承认神圣真理。尽管这两者具有明显的不可通约性。如果真理意味着人们所喜爱的事物的话,那么主观主义的衰落就难以避免了。这一点在电视喜剧演员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的“真实”概念中得到了说明。尽管有人主张真理是“模拟性的”或“直接的”,但事实上,真理只能是语境化的、中介性的和可辩驳的。批评家则倾向于归罪于“信使”,他们往往指责文化研究者们持有在文本中发现的观点。他们也感到十分恼火。因为文化研究往往扎根于那些体面的知识的边缘地带。它往往集中于大众教育学院而非声望深厚的科学系所;或专注于媒介、性别乃至文学研究这些无足轻重的学科而非医学院。简而言之,文化研究已经被视作一种麻烦事,一种二流大学的后现代理论家强加给本科生的痛苦。

  然而,正是这些边缘学科的破坏性现象促使理查德·李(Richard E.Lee)认为文化研究是一种更大的知识合法性危机的一部分。它对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以及科学领域内的复杂研究发挥着相同的作用。李认为,文化研究和复杂研究共同标志着一种由“强调平衡和确定性”向对立面的转变。在其中,因果关系被定义为“先验条件和随后发生的事件之间的一致关联”。这种关联适合进行重复性实验和假设检验。换句话说,文化研究和复杂研究分别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现代主义知识范式的“创造性破坏”(熊彼特的著名概念)的推动者。这将引发整个知识界的重构。在这一过程中,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科学与具有价值立场但经济中立的文化都将会遭到破坏。科学和文化都已经超越了牛顿均衡(Newtonian equilibrium),重新陷入了历史变化的“时光之箭”中。这一过程不可逆转,又同时要求我们重视历史的偶然性与个人的地位。

  尽管他们可能十分渴望,但早期的文化研究产生的这些深远影响并未立即为观察者所见。但从那些微小而简单的起点开始,寻求理解文化需求可能会比社会经济结构更正确;一些系统层面的重要意义仍然在跨学科、跨机构与跨问题领域间传播着。

  常江:目前在中国,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形式一直处于某种尴尬的境地。对于左派的政治经济学家来说,文化研究的批判意味不足,甚至有修正主义的色彩。而对于右派的功能主义者来说,文化研究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它并没有创造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几乎没有定期出版的中文文化研究期刊,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包括我本人)必须以英文发表论文。您曾在数所中国大学访问。根据您对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界的观察,您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持文化研究在理论上的相关性?

  约翰·哈特利:的确如此。但这与中国以外的情况并无太大不同。我认为以“文化研究”为名的文化研究恐怕不会起步。这不仅仅是由于你上面所提到的差别,也是因为“文化战争”(culture wars)已经毒害了公共对话。这类文化战争由另类右翼和新法西斯主义“小团体”所推动,受助于默多克的媒体公司与英国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他们利用数字可供性和社交媒体将辩论推向荒谬的极端。在1990年代所谓的索卡事件(Sokal Affair)中,文化研究是这种事件的牺牲品,在当时,一位科学家将恶作剧论文发送至文化理论杂志上,并被他们发表出来,这使得那位科学家成为了全球名人。从那以后,许多科学家简单地将文化研究假定为反真实的——正如文化研究的敌对者们所做的那样。我们想要在决策桌旁坐一圈,但名为“文化研究”的那张桌子的腿却已经被锯掉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文化科学!

  他们声称自己喜欢“证据”(也就是数字),但他们自身就是根据引人入胜的故事而行事的。实际上,文化科学并不恐惧大数据。但重要的并不仅仅是需要提高数据挖掘的效率,并以此支持专制统治或企业行为,更要理解身份、意义、关系、知识以及公众这些概念,以及探寻不同群体的人们和谐共生而不破坏地球的可能性。我们需要宣扬我们作为关注事实的科学而不是关注价值的研究所做的事情,即使我们也想批判这些明显的对立方。这就要求我们像经济学家一样,与新的科学进行交互对话以吸引注意力。

  我们既要承认文化包括遗产(也就是传统或过往)和主体性(也就是身份),还需要提倡文化作为“创新和适应新环境(包括气候变化)的来源”。我们可以推动“文化正义”作为一个议程。这不仅仅是局外人嘴上的一句口号,而是如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曾说过的“讲故事”。

  这些事情总是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往往要靠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来推动。

  作为当代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约翰·哈特利对文化研究的发展前景抱有深刻的洞见与强大的信心。他相信,即使文化研究受到来自不同领域的攻击,但对当前社会各种类型的知识和流行常识的解构性研究仍然能够凸显文化研究的意义。他尤其强调文化研究在价值上始终对各种类型的数据科学、信息科学对专制主义和企业行为的支持保持警惕,而这一点恰是文化研究的“理论之树”长青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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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常江 田浩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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