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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政治与女性报刊媒介话语呈现 ——读《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
2015年03月04日 10: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马静 字号

内容摘要: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政治变革思潮,前者主张改良中国政体,后者则直接推翻了统治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前者渐进,后者激进。康梁在引进西方先进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将女权思想带入国内,提倡“废缠足”、“兴女学”,近代女权运动由此萌芽。辛亥革命将妇女解放运动又向前推进一步,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首先取缔的是残害中国妇女上千年的缠足陋习;此后,女子参政运动兴起,知识女性的政治主体意识进一步张扬。近代女性报刊作为女权运动的标志之一,也是女权运动的舆论阵地,其兴起与发展与近代女权运动构成联动关系。

关键词:近代报刊;女性报刊;性别政治;辛亥革命;媒介话语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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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政治变革思潮,前者主张改良中国政体,后者则直接推翻了统治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前者渐进,后者激进。康梁在引进西方先进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将女权思想带入国内,提倡“废缠足”、“兴女学”,近代女权运动由此萌芽。辛亥革命将妇女解放运动又向前推进一步,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首先取缔的是残害中国妇女上千年的缠足陋习;此后,女子参政运动兴起,知识女性的政治主体意识进一步张扬。近代女性报刊作为女权运动的标志之一,也是女权运动的舆论阵地,其兴起与发展与近代女权运动构成联动关系。

  戊戌变法时期的女性报刊与报人

  清末政论报刊在政治取向上有维新和革命之分,其时女性报刊亦是如此。维新派女性报刊将女子解放同维新变法、强国保种联系在一起,多从国家利益出发,如“维新派提倡兴女学的出发点并非认为女性应拥有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权利,他们认为如不兴女学,性别意义上的母亲则不能很好地教育下一代,最终会影响国家的命运”,在这里,女子只是作为培育国家未来之栋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而非真正的自立。这一时期女性的自我觉醒意识有限,她们的媒介活动大多是在父兄的支持、帮助下进行的,女性独立意识缺乏,没有意识到长期以来男权思想对女性意识的奴役,因此她们自身的身份认同也往往与父兄对于女性的解读相似,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康同薇、裘毓芳等人在新闻舆论引导中的独立意识不强,很多思想、主张都同维新派中男性较为类似;她们很少有人以报刊工作为职业;在政治取向上大都倾向改良,对女子参政议政的政治追求并不明显。

  革命派女性新闻工作者以陈撷芬、秋瑾、何震等为代表。“《苏报》案”使得陈撷芬的思想从维新逐渐转向革命;秋瑾积极主张男女革命;何震一开始思想倾向革命,最终却投奔了腐朽没落的清政府。这一时期知识女性的个体独立意识明显增强,有些人已意识到女性同男性的平等,发出了追求女性权利的声音,很多女性通过办报来宣传女权主义思想,号召女性同胞解放自己,实现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但是这些报刊鼓吹的男女平权革命,实际上并没有实现,只是一些进步力量对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利用而已,女性争取自身合法权利的斗争并没有取得成功。且这些女性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让人费解的是积极主张男女革命的秋瑾却以男性装扮示人,在给女性友人的书信中,以“兄”来称呼自己的女性朋友,这恐怕是骨子里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作祟,否则为何以男性的穿着、称呼为标准?

  清末的杰出女性在办报活动、参与社会组织以及自身的人际交往中,形成了自己的“圈子”,这些传播团体的出现,给了中国女性发声的机会,改写了几千年来中国女性在媒介中处于“失语状态”的历史,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对女性争取自身的权利也带来了一定的帮助。

  辛亥革命后女性报刊的话语呈现

  辛亥革命后的女性报刊分为两个不同时期,一是1912-1913女子参政运动时期,二是1913年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前一时期的报刊话语着重在女性参政问题上,男女性别冲突明显,侧重从“共享权利”的角度论证“男女平等”,可惜好景不长。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对女性报刊的言论多加控制,女性报刊中激烈的女权论述让位于娱乐、消遣以及家庭生活方式的呈现,是女报人的妥协,也是现实的无奈。

  辛亥革命后,思想解放更加深入人心,女性要求独立的意识更加强烈,女子参政运动时期,可说是戊戌变法时期与辛亥革命后女性争取权利的全盛时期,也是斗争最为激烈,获得成效最为明显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报刊,在内容上更为侧重女性政治权利的表述,强调男女具有同等的社会身份。唐群英、张昭汉、张汉英等女子参政运动的领导者,对报刊作为舆论工具在女性运动中的重要作用颇有清晰认识,她们创办的女性报刊不仅鼓吹女子参政权利,亦以激进的态度评判民初政局,说明她们的觉醒程度较之维新时期有了很大的改进。

  1913年后,时局的变化对女性报刊的办报倾向有着很大的影响,女性报刊在这一时期或是变为女性文艺杂志,以刊登文艺作品为主,抑或是以论证女学宗旨、传播家庭实用知识为主,风格与之前迥异,锋芒也收敛了不少。前者以“鸳鸯蝴蝶派”文人创办的《女子世界》等为代表,后者以胡彬夏主持《妇女杂志》为代表。,“鸳鸯蝴蝶派”女性文艺刊物充斥着其特有传统而保守的风格,力图回避敏感的妇女问题讨论。其女性身份的展现存在着两种相互关联的认同路径:一是再现传统女性形象,主张复兴传统“女德”;二是,通过浓丽的闺阁文学和消闲小说,某种程度上将女性预设为闺阁内的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希望女性回归传统的女性身份。

  胡彬夏身受美国的思想影响,在她看来,“二十世纪之新女子”在身份认同上既不同于女子参政运动中精英知识女性建立在性别差异基础上的女权意识,也与强调女性“贤妻良母”的传统身份不同,而是以美国中产阶级知识女性的生活方式为榜样,强调女性家庭身份的重要性与社会价值,以及女性家庭职责履行所应具备的知识和道德。即强调家庭与社会的平衡,也是对整个社会现实的妥协。她在在自我身份选择上反思此前的激烈女权言论,致力于发掘女性家庭职责的社会价值,调和家庭与社会的矛盾,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从家庭走向社会的精英知识女性身份选择的无奈。

  可以想见,近代精英知识女性赋有双重身份——家庭身份与社会身份。家庭身份对应的是“私人”领域,社会身份对应的是“公共”领域。社会将女性定义为何种领域,女性就有着相应的身份。我们看到,在1913年以后,女性的身份已经逐步从“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偏移,社会还是希望女性更多承担的是“相夫教子”的天职,而非抛头露面、参政议政,女性更多的还是作为一种传统的身份存在。

  女性报刊本身作为一种媒介,给女性一个“发声”的平台,女性也可以在此过程中获得对自我的身份认同,只是这种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社会对于女性作为男女性别关系的重要一方,其认同感并没有那么强烈,女性依然还是多作为男性的附属物存在,即便有那么一丝认同,也是细微的。在当时女性争取合法权利之路依然漫长,即便是有了大众媒介这个发声工具,社会现实依然是最大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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