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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学早期开拓者的报学洞见
2018年10月12日 10: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建明 字号

内容摘要:我国早期新闻学的开拓者——徐宝璜、戈公振与黄天鹏,志向高远,披荆斩棘,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报学思想。作为新闻学启蒙时期的领军人物,三位学者剖析报纸的生存环境与记者的败德辱行,如芒刺背,针砭如炬。戈公振无情鞭挞旧时官报戈公振兼有记者、学者和新闻教育者三重身份,是早期新闻学研究的佼佼者。”戈公振从报纸功能的角度,对报纸传布文化知识,促进文化交流,传播先进观念提出许多启蒙思想。黄天鹏呼唤公利和公德黄天鹏1909年生于广东普宁,曾做过记者和新闻学刊物编辑,从事过新闻教育与报刊管理工作。他寄望于记者启蒙和民众联合,记者要做服务大众的公仆,让读者决定报纸的存亡,“给自私自利的新闻纸以共弃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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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早期新闻学的开拓者——徐宝璜、戈公振与黄天鹏,志向高远,披荆斩棘,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报学思想。作为新闻学启蒙时期的领军人物,三位学者剖析报纸的生存环境与记者的败德辱行,如芒刺背,针砭如炬。他们的逆耳之言,为当时的记者和报业敲响警钟,对后人也不乏史鉴之力。

  徐宝璜匡正“报人迷途”

  徐宝璜,1894年生于江西九江,年少时官费留美,归国后曾在北京《晨报》任编辑,受蔡元培之邀任北大教授,讲授新闻学。1918年与蔡元培等人共同发起成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身为副会长,他兼任新闻学导师和会刊《新闻周刊》编辑主任。1919年12月,徐宝璜的《新闻学》(原名《新闻学大意》)出版,邵飘萍在《京报》评论说:“无此书,人且不知新闻为学。” 蔡元培称该书为“破天荒之作”。1930年他英年早逝,黄天鹏称他为“新闻教育第一位大师”,“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

  在《新闻学》自序中,徐宝璜开宗明义:“吾国之报纸,现多徘徊歧路,即已入迷途者,亦复不少。此书发刊之意,希望能导其正当之方向而行,为新闻界开一新生面。”遵循趋利避害之宗旨,徐宝璜提出许多可贵的报刊思想,严肃批评了当时新闻界的种种流弊。

  他要求报人全力提供真实的新闻,发表评论要立足事实,不得弄虚作假;他告诫记者不能有意颠倒事实,随意穿凿附会,访员的金科玉律应当是“访得所有之新闻,切勿视谣言为事实”;他反对标题为引人注目而失真,干扰读者的判断,“故意夸大其词,言过其实者,此诚为不正当之举动”。

  在徐宝璜看来,报纸应为大众提供健康向上的内容,登载失德广告,诲淫导邪,实属罪大恶极。他指责当时大报专注名流权贵和鸡零狗碎的事实,黄色新闻害人尤甚,都是“不尽职务”的不良表现。他期望报纸尽善尽美,助益民智民德的提升,成为读者每日的图书馆和购买知识的杂货店。

  徐宝璜观察国内各报在发刊词中多以舆论代表自居,但对国民的呼声和情绪多缄口不言。他严厉挞伐臭名昭著的鼓吹帝制的《亚细亚日报》,畏首畏尾,迎合谄媚,伪造舆论。他强调“盖为舆论殉,为正义殉,本为光荣之事,况全国报纸,如能同起而代表舆论,则政府虽有意干涉,亦莫可如何哉”。徐宝璜指出,“社论中因发牢骚而无端谩骂他人者,或以四书五经之句子为题而发挥讲道德仁义之空论者,或以浮泛油滑之策论者,均属不当,因其非以事实为材料”。他强调,社论有强烈的现实性与针对性,指导世事的效果才为显著。

  当时社论充满皮相之谈,源于社论撰写者无知无识无德。徐宝璜指出,要提升社论质量,减少对人耳目的污染,驱除混迹业界的南郭先生。他还告诫编辑,遇有不能自信时,应请专家代撰社论,避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懂装懂。

  戈公振无情鞭挞旧时官报

  戈公振兼有记者、学者和新闻教育者三重身份,是早期新闻学研究的佼佼者。他1890年生于江苏东台,曾在《时报》工作近15年,对该报编排的革新有突出贡献。1925年戈公振的译著《新闻学撮要》出版,梁启超作序,称该书“大有助益业界实践”。1927年,我国新闻史的奠基之作《中国报学史》出版,戈公振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他的《中国报学史》及一些文章,提出许多报学原理,多有振聋发聩之论。

  戈公振考究官报的史实,揭露其专制的本性:“首禁既在漏泄,臣下又何敢故犯其禁以贾祸?所以遇有机要之事,其底稿不敢宣示于众,惟同列尚能知之。其他朝臣,不敢过问,即问之恐亦如孔光之不言,反不如不问之为愈也。又安敢笔之于书,播之于众,相传于草野之间哉?”透析漫长的中国官报史,不过是皇帝官吏沟通信息的工具,与广大庶众无缘,很多报道是遮人耳目,愚民泯智。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民办报纸始于清末,兴于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前后,以支持革命、进步向上著称,可惜报刊上这种革命精神仅昙花一现。戈公振为此感慨道:“民国以来之报纸,舍一部分之杂志外,其精神远逊于清末。盖有为之记者,非进而为官,即退而为营业所化。故政治革命迄未成功,国事腐败日益加甚。”面对北洋军阀对报人的利诱、威胁与蹂躏,报界受商业腐蚀侵染,精神萎靡,道德堕落,舆论颠倒,他深感不安和忧虑。

  尽管他痛陈我国报纸过失颇多,但又在总体上对20世纪初我国近代报纸的进步给予积极的评价。他在《报纸进化之概观》一文中写道:“不过自全体言之,欧战以后,报界思想之进步,不可不谓一线曙光,如对内则有所谓废督裁兵之主张,对外则有所谓废除不平等条约之论调。苟循斯途以进行,则去中华民族自决之期不远矣。”戈公振从报纸功能的角度,对报纸传布文化知识,促进文化交流,传播先进观念提出许多启蒙思想。

  同时,他无情鞭挞反动军阀蔑视法律,践踏新闻自由,与世界潮流相背而行。他在《中国新闻事业之将来》一文中痛斥军阀及走狗,他号召报人联合起来,共同承担社会责任,不应一盘散沙、自相争斗。“人民又当为报纸之后盾,随时防止恶势力之潜滋,不稍松懈”,中国报界就将闻名于世界。

  黄天鹏呼唤公利和公德

  黄天鹏1909年生于广东普宁,曾做过记者和新闻学刊物编辑,从事过新闻教育与报刊管理工作。他先后主编《新闻学刊》《新闻周刊》《报学杂志》等我国最早一批新闻学术刊物,1929年受邀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学研究室主任,兼上海沪江大学等几所高校的新闻学教授,并任《申报》和《时报》主笔。1929年至1931年,他主编的《新闻学名论集》出版,留下丰富的学术成果,他还撰写了《中国新闻事业》等十几种著作。

  集中代表黄天鹏报学思想的是《新闻学入门》和《新Journalism的建设》一文,其见解深刻,分析透彻,堪称阐发报刊思想不可多得的经典。他反思新闻学界仰人鼻息,唯外是从,充斥玄谈,而独创性却少得可怜。他写道:“在黄金独占一切的现在,‘改良改革’简直是空谈,我们要从唯物史观来解决新闻业的实际问题,由这两点来做新Journalism的理论的中心,这就是我们所应建设的新的‘新闻学’。”

  戈公振在《中国新闻事业之将来》一文明确提出报业是社会公共机关。黄天鹏支持并深化了这一观点,认为营业是新闻业独立发展的必然,但不能放弃公共的身份,成为赚钱的机器。

  当时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报纸沉闷枯燥杂乱,读者感到不满,希望改革,但因私人独占,资方忘却了本身的使命,只知赚钱。黄天鹏不仅予以凌厉的批判,而且大声呼吁付诸行动:“我们应该起来督责,使新闻业入于正轨,简单地说,我们需要‘社会化’的新闻业。”这种颇有见地的论断如何实现?他寄望于记者启蒙和民众联合,记者要做服务大众的公仆,让读者决定报纸的存亡,“给自私自利的新闻纸以共弃的制裁”。

  黄天鹏高度评价记者的道德价值,认为记者的精神境界决定他的事业成败。在《新闻学入门》一书中他强调,记者要有道德涵养,又应有独立尊严的人格。记者没有公德,不全力服务公利,难避堕落,危害社会,因为“记者受引诱的机会多,而堕落后的影响比别人大”。他强调“从事新闻业者以事论说,应以大无畏的精神,公正无私的态度,默察国民大多数的心理,与人群的利益正义,议事立言,自为国民的喉舌,先得民众之心而言之”。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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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建明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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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中国社会科学网

朱光潜
2016年08月25日 15:1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综合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朱光;美学;潜著;文艺;文学;报刊;研究;刊物;哲学;青年

作者简介:

  朱光潜(1897年-1986年),字孟实,安徽省桐城县(今安徽省枞阳县麒麟镇岱鳌村朱家老屋人[1] )。现当代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

  192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1925年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致力于文学、心理学与哲学的学习与研究,后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授。1946年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2] ,讲授美学与西方文学。[3]

  主要著作有《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西方美学史》、《谈美》等。

  此外,他的《谈文学》、《谈美书简》等理论读物,深入浅出,内容切实,文笔流畅,对提高青年的写作能力与艺术鉴赏能力颇有启迪。

  有《朱光潜全集》。[4]

  生平简介

  朱光潜(1897~1986年),1897年9月19日出生于今麒麟镇岱鳌村朱家老屋。支持马克思主义,少时课读于孔城高小,考入桐城中学,毕业后任教于北乡大关小学。青年时期在桐城中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后肄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他还请桐城著名书法家方守敦题写“恒、恬、诚、勇”4字的条幅,作为座右铭。五四运动中,他毅然放弃文言文,改写白话文。

  1921年,朱光潜发表了白话处女作《福鲁德的隐意识说与心理分析》,随后又发表《行为派心理学之概略及其批评》、《进化论证》等读书心得,初步形成自己对治学和学术研究活动的看法。1922年,他在《怎样改造学术界》中,倡导培养“爱真理的精神”、“科学的批评精神”、“创造精神”和“实证精神”。这些观点一直影响着他漫长的学术道路。香港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大学吴凇中国公学中学部、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1924年,撰写第一篇美学文章《无言之美》。又到上海与叶圣陶、胡愈之、夏衍、夏丏尊、丰子恺等成立立达学会,创办立达学园,广泛进行新型教育的改革试验,倡导教育的自由独立。

  1925年出国留学,先后肄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先后在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安徽大学任教。并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作协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朱光潜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期间认为,在美感经验中,心所以接物者只是直觉,物所以呈现于心者只是形象。因此美感的态度与科学的和实用的态度不同,它不涉及概念和实用等,只是聚精会神地对于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的观赏。

  解放后,朱光潜系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经过对自己以前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批判,提出了美是主客观的辨证统一的美学观点,认为美必须以客观事物作为条件,此外加上主观的意识形态或情趣的作用使物成为物的形象,然后才是美。他还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实践观点(即把主观视为实践的主体——人,认为客观世界和主观能对立统一于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美学思想,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美学流派。《西方美学史》是朱光潜解放后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美学史著作,代表了中国研究西方美学思想的水平,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1950年以后提出主客观统一说,认为美必须以客观事物作为条件,此外还须加上主观的意识形态或情趣的作用,使物成为物的形象,然后才是美。

  20世纪60年代,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把主观视为实践的主体“人”,认为客观世界和主观能动性统一于实践。在“文革”期间,朱光潜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仍认真系统地研究马列主义原著,力求弄懂弄通。1984年,香港大学授予朱光潜为该校名誉教授。1986年3月6日,朱光潜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朱光潜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五届委员、六届政协常务委员,民盟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朱光潜主要编著有 《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谈美》《诗论》 《谈文学》《克罗齐哲学述评》《西方美学史》《美学批判论文集》《谈美书简》《 美学拾穗集》等,并翻译了《歌德谈话录》、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G.E.莱辛的《拉奥孔》、G.W.F.黑格尔的《美学》、B.克罗齐的《美学》、G.B.维柯的《新科学》等。朱光潜不仅著述甚丰,他本人更具有崇高的治学精神和高尚的学术品格。他勇于批判自己,执著地求索真理:当他认识到以往在唯心主义体系下研究美学“是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就开始用更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使自己的美学思想向真理趋进;他反对老化、僵化,提倡不断进取。为方便研究马列主义原著,他在花甲之年开始自学俄语,更在八十高龄之际写出《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翻译近代第一部社会科学著作——维科的《新科学》,学习研究一生不辍。

  朱光潜熟练掌握英、法、德语,几十年来,翻译了3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他对黑格尔110万字的巨著《美学》的翻译,为他赢得了历史性的崇高声誉。他出版的译著还有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莱辛的《拉奥孔》、克罗齐的《美学原理》、路易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和《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等。此外,他通过系统认真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的一些译文提出了具有重大价值的修改意见。

  朱光潜是一位以救国兴邦为己任的爱国知识分子。在旧中国的漫长岁月中,尽管道路有过曲折,但他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在复杂的斗争中,辨明了方向,看清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在解放前夕的关键时刻,断然拒绝国民党当局的利诱威胁,毅然决定留在北京。他在与广大人民一起迎接解放的日子里,曾兴奋地说:“我像离家的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恢复了青春。”解放后,他始终不渝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党赤诚相见,肝胆相照。尽管他曾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从未动摇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决心以及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精神振奋,老当益壮,积极翻译名著,撰写文稿,发表演讲,指导研究生,在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驰骋不懈。1983年3月,他应邀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一开始他就声明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