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研究所副所长

　　【内容提要】一般认为中国大陆的传播研究开始于1978年，但这种说法忽略了20世纪初期社会学和新闻学传统对传播的关注与研究。当时西方的communication被翻译成“交通”而非今天的“传播”，后者在彼时则仅指“扩散”。杜威、帕克的访华让中国学者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便知道了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的研究。通过人员交流与翻译，库利、李普曼、拉斯维尔等人的理论都曾被中国学者熟知。此外，孙本文、高觉敷、梁士纯、季达等还做过传播研究。本文还就为什么这些早期的研究传统会中断、为什么目前的传播学界会对这段历史出现集体遗忘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关 键 词】传播研究史；传播；交通；宣传；新闻学

　　“传播”还是“交通”？

　　起源神话的作用在于通过建构历史，为当下的正当性提供护身符。中国大陆的传播研究自1978年的新闻学界开始，这是目前传播学界普遍接受的主流叙事。①因为传播学是在这一时间点正式从西方，确切地说是美国，引进到中国的(如未作特殊说明，本文所说的中国均指中国大陆)，因此中国传播研究的历史便有理由以横空出世、截断众流的方式加以叙述与组织。为了让这一叙事自圆其说，便会对一些令人感觉“不方便”的事件做特殊处理。比如20世纪50年代，复旦大学的郑北渭等人已经使用了美国传播研究的个别概念。②为了强调历史的“连续性”，这个史实被处理成孤立的事件。论者会以当时将mass communication翻译成“群众思想交通”等事实为证据，说明那时的认识如何模糊，反衬20世纪70年代末正式引进传播学后对西方传播研究的理解才真正登堂入室。

　　包括笔者在内，一直以来都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这个“常识”。但是如果仔细推敲，这段主流叙事存在两个疑点：(1)在1978年这个节点上，中国学界所说的“传播学”究竟是哪个传统的传播学？(2)“思想交通”这个概念究竟是凭空杜撰，还是另有所本？如果是后者，来自何处？

　　关于第一个问题，近年来已经有一些研究指出，早期中国新闻学者对于传播研究的理解曾堕入一个“学科陷阱”。为了和“新闻学”相对应，他们将相对模糊的“传播研究”想象成有严格建制的、具有普遍性的“传播学”。③当时对舶来的传播研究的理解是去历史的，认为世界各地都有传播学，而未认识到作为一个学科建制，“传播学”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④而且因为人际网络的缘故，施拉姆的弟子余也鲁和大陆学界的交往，使中国学者较早地接触了施拉姆及其著作，因此以传播的5W为理论框架，以四大奠基人的研究为历史线索，以量化的行政研究为主流的传播学科占据主导地位，施拉姆版本的“传播学”的引入便成为中国传播研究的起点。凡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传播研究，被遗忘在“传播学”之外。不少具有反思性的学科史研究，也默认了这种说法。这个框架限制了我们对中国传播研究史的理解，导致我们对施拉姆版传播学以外的传播研究在中国的接受与扩散甚少关注甚至视而不见。

　　关于第二个问题，近来也有突破。黄旦曾提出，1978年之后中国学术界所建构的“传播”概念，其实不是英文中的communication，而是mass 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⑤这个解读很有启发性，然而问题似乎还可以再向前延伸：这一“误置”是否只发生于1978年之后？中国是否一直缺乏双向互动的communication概念？

　　考察清末民国时期的文献，就可以发现“传播”一词早已有之，只不过它对应的是“传布”、“流布”、“传达”、“扩散”之类的单向撒播(dissemination)概念，其中不少是基督教会和医学、生物学、农学所用，这倒是和黄旦所说的1978年后对“传播”的理解接近。比如1919-1921年杜威在华演讲的中文翻译中，“传播”二字便经常出现，像“传播知识”、“激烈思想的传播”等，均是单向的对大众的扩散之意。⑥1930年，为了规范社会学概念的中文翻译，孙本文发表了《社会学名词汉译商榷》一文，其中将diffusion定名为“传播(或播化)”。⑦所以这个“误置”并不是传播学引进之后才出现的，而是早已有之。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初期中国就没有真正的communication的观念。只不过晚清民国时与西方communication对应的概念是“交通”而不是今天的“传播”。那时的“交通”还不是一个不可分的合成词，而是“交”(交互、交流)与“通”(相互联接)两个词的并列。这是一个比较古老的用法，它甚至比“传播”更接近communication的本意。《辞源》上有类似的解释：

　　交通：互相通达。管子·度地：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陶渊明：《桃花源记》“阡陌交通，鸡犬相闻。”⑧

　　在杜威的中国演讲(1919-1921)中，communication有时被翻译作“交际”，有时翻译作“交通”(如“减少各种因隔绝交通而发生的弊病”)⑨。社会学家林耀华在介绍芝加哥学派的大师罗伯特·派克(现译作“罗伯特·E.帕克”)的理论时提到：“盖人有社会嗣业，从交通(communication)造就而成，又从交通传递而来；社会之生命及其连贯，全视乎前代之民风、教化、技术与理想能否传于后代，然交通厥为社会互动之灵媒(communication as the medium of social interaction)，于是文化造就与变迁，又皆从社会互动次第递演而产生……”⑩)帕克在华讲义中译本中也有这样的表述：“社会生活必须有交通和交感，若只有互相刺激，只有身体接触，那不是我们所谓的‘社会的’。”(11)“(新闻)若不具重要性，就不能交通，也不能传播。”(12)前面提到的孙本文的《社会学名词汉译商榷》一文中将communication定名为“交通”，intercommunication定名为“互相交通”。(13)帕克访华(1932年)后，193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了一本论文集，在文集末尾专门制作了一个中英文的译名对照表，其中的communication译作“交通”，interaction译作“交感、互动、交互作用”，反而是acculturation翻译作“文化传播”。(14)可见最晚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界不仅已正式引入了“communication”的概念(译为“交通”)，而且将它与后来类似于大众传播的“扩散”(译为“传播”(15))相区别。

　　同一时代的中国新闻研究者也使用“交通”来表达communication的意思。比如高海波对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927年版)的语频做过统计，发现其中出现了37次的“交通”一词多数与communication的意思接近，而出现了18次的“传播”则是单向的“流布”、“扩散”之意。(16)如果抛弃communication理所当然应该翻译成“传播”的刻板印象，再来看上世纪50年代郑北渭等人翻译的“群众思想交通”，就会发现它们并不是全无根据的杜撰，而是有其思想传承的。

　　再回到黄旦提到的那个问题，就很清楚了。至少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学者对(单向的)“传播”与(双向的)“交通”便有明确的区分。前者仅指单向的大规模的扩散，后者则含有双向交流的意义。因此对“传播”的误置不是从来如此，1978年后之所以出现“误置”，只不过由于下文所说的种种原因，发生学术传统断裂，这一精致的区分被学术界集体遗忘了。

　　“交通”概念为我们打开了新的窗口。在语言和概念的发生阶段，一切处于模糊状态，范畴的界限模糊，语言还未能充分对象化。在这里，语言与我们遭遇，启示和改变着我们。此时表述与经验的关系浮动多变，孕育着丰富的可能性。(17)以此为突破点，考察由“交通”产生的话语，复原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史”，可以认识20世纪初的传播观念与传播研究，重新检视中国传播研究的“起源神话”和集体记忆，为今天传播学科建制的诸种弊端找到问题的症结。